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上篇)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山已在勾画一幅未来的蓝图:努力构建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应该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裕”,而且应该成为和谐、有序、安宁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图景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品质内涵和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想,它试图让每一个中山人都拥有包容共享、公平正义、祥和安宁的共同生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中山市进一步认识到,新形势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单纯追求效率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必须使社会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优化配置。中山继续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恪守科学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全力破除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身份壁垒和地域壁垒,推动改革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文化心理需求的共融共通,在当代中国面对多元利益诉求的现实下,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包容共享与公平正义。中山的努力表达了一种对高品质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诉求,这也是“全域中山”的理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创新过程中,这是值得珍视的“中山经验”。

社会治理从“理想类型”到本土特质到“中山经验”

本书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写成的,作为写作基础的实地调查不言而喻更是在那之前完成的。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山市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脚踏实地的探索和实践,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很契合的。

在当今时代,“治理”概念可以说风靡世界。相应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甚至“全球治理”以及“治理能力”等概念不断涌现,在社会科学界、各国政府、联合国都广为使用和流传。应该说,这是一股“治理”的潮流,汹涌澎湃,大有“顺之者昌”之势。

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论述,有两个不同以往的新提法:第一,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第二,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深入领会这两个新提法包含的深刻意涵,以及这两个提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把握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树立全面正确的治理理念,十分必要。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笔者着重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治理从“理想类型”到本土特质到“中山经验”的逻辑做些分析和梳理,作为本书的序言之一。

一、社会治理定义及其所表达的“理想类型”

要理解总体上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的真实含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和善治或良治(good governance)的核心之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定义都指出了这一点。

那么,这种治理,一般说来,与统治、管理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大部门,即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也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结构构架。从统治、管理和治理与三大部门不同的关系及其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就能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三者之间相对的区别。如果我们把统治、管理和治理设为横坐标,把权威来源、运作过程、民主参与、权力行使几个维度设为纵坐标,我们就能得到下面的简表(略)。统治、管理和治理与三大部门不同的关系统治管理治理权威来源唯一性:权威、合法权力只能来自政府。为主性:权威、合法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多样性:权威、合法权力来自三大部门。运作过程单向性:自上而下的命令,要求其他两大部门服从。主辅性: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双向性: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结合,强调上下互动。民主参与凌驾性:排斥民主参与,政府凌驾在两大部门之上。半民主性:主观上要民主参与,但由于政府主导的习惯,民主往往是为民做主。民主性: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行使号令性:依靠政府的权力,发号施令。管控性:由于政府主导的习惯,习惯于对市场、社会进行管控。平等性:三大部门作用不同,地位平等。平等协商,是主要方法。

从上述理想类型中可以看到统治、管理和治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一般区别。

就权威来源而言,在统治类型中,权威、合法权力只能来自政府,政府是唯一的权威来源。市场、社会是政府权力的附属品;在管理类型中,权威、合法权力主要来自政府,但并不否认也可以来自市场与社会;而在治理类型中,权威、合法权力则有多样的来源,三大部门均可成为权威来源。

就运作过程而言,在统治类型中,由于政府凌驾于市场和社会之上,运作过程一般是单向的,即自上而下的命令、要求市场和社会服从;在管理类型中,运作过程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具有主辅性;而在治理类型中,运作过程具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的特点,强调上下互动,具有双向性。

就民主参与来说,在统治类型中,政府凌驾在两大部门之上,对民主参与是排斥的;在管理类型中,主观上也要民主参与,但由于政府主导一切的惯性,民主往往是为民做主,民主参与程度有待提高,所以被称为“半民主性”;在治理类型中,三大部门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民主参与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就权力行使来说,在统治类型中,政府依靠的权力,发号施令,具有明显的号令性;在管理类型中,由于政府主导一切的惯性,习惯于对市场、社会进行管控,具有明显的管控性:在治理类型中,三大部门作用不同,地位平等,平等协商是主要方法,具有明显的平等性。

上述理想类型显示出,治理较之于统治、管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简要地说,就是社会治理更能发挥三大部门或三大主体各自的优势,更有利于彼此的良性互动,也更有利于避免各自的弱点,从而避免和减少各自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避免和减少各自的失灵,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也更有利于避免彼此的弱点的聚合、叠加,避免由这些弱点的聚合、叠加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我看来,其主要含义也就在这些方面的推进、提高和促进。

三个主体各自的优势和弱点,根源于它们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各不相同。政府主体主要的责任是制定规则、监管调控、维护秩序,提供公共物品。超出这些领域,它的优势就会丧失,就有可能陷入“政府失灵”。市场主体的作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保障供给、实现交换、创造财富、增进福利。超出这些领域,就会陷入“市场失灵”。民间主体的责任主要是公益性和志愿性的领域,虽然它们也能经营,但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使做好事的本钱能够保值增值。超出这些领域,也会陷入“社会失灵”。当然在我国,相对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这两个强势板块,社会组织这一板块如今还很弱小,目前谈“社会失灵”还为时过早。正是由于三个主体都有各自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的可能性,都存在各自失灵的可能性,因此,如何避免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从上面可以看到,与统治、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更能发挥三个主体各自的优势互补,避免它们各自的弱势聚合,从而增进社会运行的正能量,减少社会运行的负能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历史地看,治理的观念,无论中西,早已有之。但是现代治理概念,是西方总结其长期统治、管理的经验教训,适应三大部门成型、成熟,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矛盾的时代变化和现实情况,加以提炼、提升而形成的。因此,现代治理概念不能不与统治、管理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要地说,“联系”主要是治理也不能不这样那样包含有统治的要素、管理的要素;“区别”则主要是治理是一种更为高明、更可接受的统治,也是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明确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好理解三中全会为什么要从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因为两者确有区别,社会治理是一种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而且社会管理(social management)一词在国际上并不通用,这里的管理(management)主要指的是经济管理,与前面的“社会的”(social)不匹配。同时也能理解,今后在中国“社会管理”这个词并不是不能用了,因为两者又有联系:社会治理也不能不这样那样包含有管理的要素,治理也有“管”的方面。过去在中国广泛使用的社会管理也不是用错了,因为那时讲社会管理也讲到管理主体的多元性,讲到科学化的社会管理。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仍然使用了很多“管理”,例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等等。这就是说,治理和管理不能截然割裂,治理和统治也不能截然对立。在这方面,要避免误读三中全会在管理和治理方面总的提法。

上面说的都没有离开治理的理想类型、一般模式,也就是它的一般性。但是任何真实、现实的社会治理,除了它的一般性,必定还有它的特殊性和本土特质,即这种一般性是如何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国情落实在我国国土上的。概括起来说,这种本土特质,至少有具体制度、立场观点、地方经验这样三个方面。

二、本土特质之一:具体制度

三中全会不仅仅一般地提到要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而且还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治理”,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治理具体制度的框架。

第一,“系统治理”着重解决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社会治理的主体角色与主体关系问题,即谁领导、谁主导、主体间怎样互动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这里,“系统治理”一方面吸取了西方治理定义的核心之点,即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明确了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很显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提法,很确切地表达了治理定义的核心之点,表明了社会各方是如何参与、如何互动的:政府要通过有效的治理活动、社会组织要通过有效的自我调节活动、公民要通过有效的自治活动,并通过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来达致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这里提到的“自治”并不是“让政府走开”,而是要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治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与政府合理分工,明确政府该做什么、社区又该做什么;这种自治是“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框架下的自治。这样的自治的实现和自治能力的提高也都有一个培育过程,政府承担着这种培育、推进社区自治、居民自治的责任。所以,可以简要地说,自治是一种关系、一种分工、一个过程。居民自治能力的提高,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系统治理”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根据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强调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这一点是最能体现中国化特点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在各地实地调查也证明,当今中国离开“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任何有效的社会治理都是难以想象的。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行、特点优势、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之处缺乏真切的了解。这说明,在中国“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并不与社会治理相矛盾,而是可以互为前提、相互补充的。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治理概念显然是解释不通的,更是无法实行的。

由上述两方面看来,系统治理很好地体现了“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种视野的统一。

西方社会的治理理念与模式是在西方土壤下生发出来的,是对他们长期的统治、管理经验的更新和提升,是为他们的基本制度和他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借鉴的角度看,必须承认它们包含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成分,吸收这些合理成分并在中国的土壤里培育,有助于形成后发优势。同时,也得承认,它们不是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设计的,对其简单移植难以取得成功。当然,即便是合理的成分,仍需要在借鉴中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脱离国情的借鉴努力必将面临失败。这就是说,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依据是从现实中来的,而不是从西式蓝图里来的。

第二,“依法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实施的主要依据和手段问题,即主要依据什么、依靠什么来治理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作为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硬控制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群体、国家与公民以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法律作为国家的意志,既包含统治的因素,也包含管理的因素,更包含治理的因素。作为更高明的统治形式、更有效的管理形式,社会治理更要有法律根据、法律支撑、法律保障;治理的各个主体都要有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各自的行为都要符合法治方式。

依法治理,既是各国的共识,在中国又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特点。在我国,依法治理,特别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要注意自觉维护法治的公平正义。三中全会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也没有超出法律的特权。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三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要清楚地知道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不是“摆脱政府”;自由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超出法律范围就要失去自由。例如,在交通治理中,“醉驾入刑”是没有商量的。

第三,“综合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实施的其他依据和手段问题,即还要综合运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来治理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软控制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群体、国家与公民以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必须兼顾的重要的深层准则。对社会治理来说,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道德约束的治理,绝非善治或良治。没有道德约束的但还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社会学上叫做越轨行为。综合治理使我们的利益关系既是合“法”的,又是合“义”的,合法而不合义的行为是“缺德”的,也是为人所不齿的。现在社会关系不协调、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很多是越轨行为“合法化”的不良后果。“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使老实人吃亏,导致越轨行为盛行,对社会风气、对执政基础,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损害。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上起着自己特殊的、不可由法律代替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深入,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会有很长的“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的传统。三中全会既强调“依法治理”,又强调“综合治理”,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源头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的选择次序问题,即不同类型社会治理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标本关系问题。《决定》指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源头治理、治本治理有三个要点: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抓住这些方面不放,才能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重在治本,就是要着重在这些根本点上下工夫。但是这并不是说治标可以忽视。所谓治标治理,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应急性治理,以及一些具体的治理方法。无疑地,应对及时有效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要误大事。同时,具体的有效的治理方法、抓手也很重要。如网格化管理这种运用高科技手段的治理方法,基层综合服务平台这种社会治理的具体抓手,都是如此。问题是我们过去对源头治理重视不够,甚至忽视,没有把治标治理与治本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践上,这种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就是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和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我们的劳动报酬只占GDP37.2%,还不到40%,这与发达国家的60%以上的水平差距确实太大了,与我们自己1985年的水平相比,也下降了差不多20%。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要翻一番。这次三中全会更是系统地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所有这些措施,在中国社会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雄辩地表明,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以民生为重的社会,改善民生正在一步一步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总之,从包含的丰富内容上说,“四个治理”事实上展示了这样六个结合,这就是治标治理与治本治理相结合;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即硬性治理和软性治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三、本土特质之二:立场观点

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性,除了上述体现中国特色的具体制度外,还有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方面,就是它所表达的立场观点。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立场观点的问题,是我们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精神要着重领会的地方。

第一,就立场来说,“四个治理”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的本质区别之一。

三中全会《决定》给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即“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四个治理,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统一的又是不同的方面。

“统一”主要表现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四个治理”目标向度的交叉点。系统治理不可避免要应对转型期的复杂因素,但最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治理在突出法律依据的同时更是为了实现治理的初始目标与最终结果的一致性,最终也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综合治理强调通过道德来调节各方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的是减少市场竞争引发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也是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源头治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要求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显然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同”主要在于四个治理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当它们如果这样那样偏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就会出现各种偏差。举例来说,系统治理旨在达成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识,但在现实中容易出现一方力量对另一方力量的削弱;又如源头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容易弱化社区自治,在增强信息畅通性的同时却削弱了社会力量,其目标指向容易过于偏向维护社会安定有序,进而与系统治理中的合作治理与良性互动目标渐行渐远。

为避免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在“四个治理”具体方案制定中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决定性地位,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前提和立论根基。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安全、和谐、安居乐业、活力有序兼具等都关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都是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化。三中全会《决定》表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无疑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同时,它本身就直接关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构成“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要素。

第二,就观点来说,“四个治理”体现了与西方观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也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对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西方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经验教训。笔者希望我们社会科学界不要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重复这样的教训。

曾记得,大约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民主、自由、人权说成似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好像这些词是与共产党人是无缘的,事实上是把这几面旗帜拱手让给了别人,其后果是不好的。正确的做法是划清两种民主观、两种自由观、两种人权观的界限。后来的中央文件提出的几条原则界限中,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就是其中之一。这告诉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划清两种民主观就是一种分析的态度。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来考察民主的属性,不笼统抽象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或者“民主是个坏东西”,也是一种分析的态度。

曾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滥用“社会转型”这个词,有人反对使用这个词,并准备批判它。针对当时这样两个极端,笔者提出:

在社会转型问题上,同样也有两种观点。正确的做法是具体分析这两种社会转型观的原则区别,划清两者的界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多次强调社会转型的“向度”的道理和原因所在。用行政命令限制甚至禁止使用这个本身无辜的社会学术语,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确实有人说“不能使用‘社会转型’这个词”,确实有人准备批判“社会转型”。我认为这至少是一种术语幼稚病。按照这种逻辑,那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语词和术语要被限制甚至禁止。事实上,像“改革开放”、像“市场经济”都有一个方向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化,如果按照上述逻辑,岂不是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些词也不能用了吗?这显然是荒唐的。如果这样做,无论是政治后果和学术后果,都将是不好的(郑杭生,《关于“社会转型”一词》,载《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25-328)。

现在,在“公民社会”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争论。有人笼统地把“公民社会”作为我们社会建设的目标,而不区分两种“公民社会”的观点。事实上,将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简单移植到中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些西式“目标”成立的前提和假定是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对抗说、西方政治文明优等说、历史终结论等主张,显而易见,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明、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的公私观和未来梦。这种以西方政治文明为蓝图,规划中国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方式的做法,本质上是在西式的理论牢笼里跳舞,是缺乏必要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文化自卑。

社会治理问题也不例外,同样存在两种治理观。正如西方的治理观点有它们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内在逻辑一样,我国的治理观点也必须与我国的根本制度、与我国的宪法、与我国的国体政体联系起来,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在我国历史上,治家、治国,去乱求治、总结治世的经验、梳理乱世的教训,都有很长传统;在现实中,治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为我们的根本制度服务的,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是与我们的宪法这个根本大法一致的。我国各个层次的创新探索,都没有离开这样的轨道。概念的形式是相同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有本质区别的。这里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中国化创新探索,贯穿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观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也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就是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具体分析方法,体现了对当代三大基本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与实践的关系)的正确处理,即借鉴西方,但跳出西方;开发传统,又超越传统;源于现实和实践,又高于现实和实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领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深信,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们要牢牢记住下面一段带有纲领性的论述: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通过制度创新让公平正义既落实在我国宏观制度的方方面面,又落实在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重建社会信任,凝聚民心,不仅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里程碑,而且是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重回新高潮的加速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会越来越显示出来。同时,包括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实践,也为理论创新、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的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中国社会学这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性机遇,在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自己学科应有贡献的同时,求得社会学学科的加速发展。

四、本土特质之三:地方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性,除了上述体现中国特色的具体制度、立场观点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研究我国广袤国土上丰富的地方经验和基层经验。这就涉及我国社会治理具体制度中高端设计和各级低端设计的关系,中央经验与地方和部门、基层社区经验三个层次的关系问题。

“四个治理”作为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疑属于我国最高层的顶端制度设计。但是这种顶端设计是有低端实践为基础的。各级低端的实践创新,为上一层甚至最高层制度设计提供富有生命力的经验素材。总结众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而提炼的高端社会治理设计,反过来又指导、推进各级低端的进一步实践。

同样,“四个治理”在“中国经验”三个层次中,无疑属于中央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中央经验是有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为支撑的。笔者多次强调,“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作为中央经验的基础,共同支撑着中央经验。

根据上述中国经验三个层次的框架,笔者设计了着重研究第二、第三两个层次的两套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经验和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在中国经验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表明它们为整个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06年开始的系统实地调查,到2008年开始出书,至今已有8年。现在,在这两套丛书中,社区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前五卷:

1郑州社区卷(郑杭生、杨敏主编),题为《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2008年出版。

2广州深圳卷(郑杭生主编,段华明、杨敏副主编),题为《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2009年出版。

3杭州社区卷(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题为《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2010年出版。

4杭州追踪卷(郑杭生、杨敏等著),题为《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会治理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2012年出版。

5遵义社区卷(郑杭生、杨敏、熊凤水),《遵义红花岗模式: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新探索》,2014年出版。

城市系列丛书也已经出版了四卷,一卷即出,这就是“中山城乡卷”:

1杭州城市卷(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著),题为《“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和实践》,2010年出版。

2郑州城市卷(赵君、杨敏等著),题为《“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2010年出版。

3北京部门卷(郑杭生、杨敏等著),题为《“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2011年出版。

4南海城乡卷(郑杭生主编,杨敏、向德平副主编),题为《多元利益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2012年出版。

5中山城乡卷(郑杭生、殷昭举主编,杨敏副主编),题为《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山经验”》(即将出版)。

目前,这两个系列的调查还在继续推进当中。除了以上已经出版的9卷以及将要出版的1卷共10卷外,今年我们还要做浙江临安的城乡一体化和美丽乡村的实地调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这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体系。

我们多年来坚持实地调查的主要理由:一是为了通过剖析这一个一个案例,把握各个基层、各个地方和部门各有特点的探索,并对之进行相互比较,从而具体深切了解我们的社会(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治理)究竟进展到何种程度,存在何种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二是为了发扬光大基层社区、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付出的创新努力,为民谋福祉的艰辛劳动,为解决“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矛盾而付出的日夜操劳,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没有他们的创新努力、艰辛劳动,我国社会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安定的局面,同时也从学理上肯定他们对整个中国经验做出的巨大贡献。三是为了在向地方和基层学习的同时,丰富和验证我们多年来提出的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学科本土论;践行我们自己提出的主张:既要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意识,又要有深入实际的草根情怀,进一步培养把前沿意识和草根情怀相结合的顶天立地精神。

我跟中山市的接触开始于2012112日。该市邀请我参加他们制定中山市社会建设规划的小型专家座谈会,市委书记薛晓峰等市领导会见了这些专家。他主要讲了一个市制定社会建设规划还不多,并讲了他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理念和该市的一些做法。我当时就觉得该市领导的理念和做法很有特点、很有新意,既脚踏实地又低调行事。他们坚持“包容增长、共建共享”的理念,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胸怀,有“在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补上社会建设这块‘短板’”的远见,有“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勇气。那天晚上,年轻的市委常委、秘书长殷昭举,在副秘书长黄超陪同下还特地来见我。我们很谈得来。他很谦虚,表示愿意做我的“俗家弟子”。我们谈了好几件事情:如为慈善家立传的问题,如他们作为慈善大市如何与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合作的问题,如为中山写一本社会建设的书和进行实地调查的问题等。本书正是在那天晚上定下来的。这就是由我主持的“中山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课题的由来。这个项目的设立,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系列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案例。

20134月,我们启动了该课题的试调查。47日到410日,在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主持下,中山市委常委殷昭举介绍了中山市经济社会的总体情况。他说,中山市面对的已经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富裕之后的问题,包括民主参与、社会治安等,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服务体系有关。如现在出现的犯罪低龄化现象,教育、互联网、新媒体、游戏等带来的新挑战,都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农村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冲突等。社工委成立之后,在社会治理方面与政法委形成了相互联系,前者主要在前端,后者主要在后续。社工委使治理工作的关口前移了,重心下移了。中山市很重视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针对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又增设了“新民保”。针对城乡社会的不均衡关系,也重视推进人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等。目前,中山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61,远低于国内许多其他城市。现在是城市内部的差距比较突出。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殷昭举的讲话(摘要)(杨敏整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中山经验”正式调查座谈会纪要》;地点:中山市委223会议室,20130408。),课题组还与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社工委、市编办、农业局、人事局、民政局、司法局、住建局举行了座谈,并赴小榄镇、南头镇、黄圃镇、人力资源社保局、东区街道花苑社工站开展实地调研。此外,对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中山市总部进行了考察和调研。

201352024日,课题组在中山市开展了正式调查。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发改局、经贸委、法院、社工委、经信委、组织部、团市委、市红十字会、农业局、流动人口管理办、东区区、民政局、人社局、残联等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在后续的调研中,课题组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对中山市的镇区做了实地调查。第一组由江立华教授带队,对火炬开发区、东凤镇、三角镇、阜沙镇、坦洲镇、板芙镇进行了调研;第二组由杨敏教授带队,对石岐区、东升镇、南朗镇、港口镇、沙溪镇、三乡镇进行了调研。524日晚,课题组对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黄超做了特别访谈。这位中山市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人,长期从事该市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对这一过程发生的城乡社会变化、财政收入、税源结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农村集体经济的演变和改革、外来人口及其服务和管理,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介绍和剖析,使我们对中山市有了更为具体的把握。

最后,笔者希望,上述着重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治理从“理想类型”到本土特质到“中山经验”的逻辑和实践,也许会对读者有某些启发。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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