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下篇)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套装上下卷)

 

内容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套装上下卷)》内容简介:当代社会实践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向学术和思想领域产生强有力的折射,使实践和理论不断糅合,促成了“实践结构论”的提出。实践结构论成为继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之后又一重要社会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套装上下卷)》收录了作者自2004年以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和思考的成果,共196篇文章。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特色提炼与理论提升。

 

 

序言

 

     时间过得真快!2005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卷一、卷二、卷三的书名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至今已经问世4年多了。三卷本所收集的文章截至2003年,至今也6年了。从2004年初到2009年底这6年中,笔者独立写作、与学术团队成员合作写作的文章,也已达到80万字左右了——与前三卷每一卷的分量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策划者们,及时提醒我该出第四卷了。这样我就开始整理能够表明这6年社会学历程的文章,进行归类,并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促使我在着手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作为与共和国、与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共命运、同呼吸、齐成长的学者,以此向共和国、向改革开放、向中国社会学献礼,是很合适的。

     此外,前三卷出版时,正是我70周岁前夕,当时开了一个题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以此作为那一段24年左右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四卷明年——2010年问世时,正当我75岁前夕,我想也同样可以作为这一段6年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也是我进入社会学30周年的记录和小结。

     本书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强调了“深化”、“实践结构论”、“理论自觉”。

     所谓“深化”,是相对于前三卷来说的,就是说,无论从理论内容来看,还是就深层理念、前沿意识、草根精神、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理论自觉来说,第四卷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可以说,“深化”集中体现在“实践结构论”、“理论自觉”上。而且,其中“理论自觉”是一根可以把其他“深化”串起来的线索。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集中表现了理论内容本身的深化。21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感悟到当代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及其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毫无例外地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将这种对实践的感悟加以理论提炼,形成了“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概念,并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自序“实践结构论”表明了理论与实践的互构。一方面,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一直在自我积累,并且越来越向学术和思想领域产生强有力的折射,向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不仅实践问题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进入到了实践领域之中,通过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辩和反思,给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出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确信,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再次获得了新的推进力量。对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也是在这种力量的推进下进行的,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是说,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我们的探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当然,我们对“实践结构论”的探索还是初步的,它还不像前四论那样成型和系统,后续的工作还在进行。因此,我们使用了“‘实践结构论’的提出”这样的用语。

     “理论自觉”概念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回想起来,应该如实地说,我的“理论自觉”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如果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的新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以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即“理论自觉”的意识更明确、更强烈,实行更主动、更坚实,并进入了对“理论自觉”本身的思考和研究。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有必要联系学界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笔者自己经历的“理论自觉”的轨迹。

 

     总起来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其中有几点需要着重加以强调。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

      我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最初集中表现在20世纪80年初,即差不多30年前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上。这个探讨与社会运行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当时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这一划分,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争得了学术的和现实的立足空间。这是因为,上述观点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革命,不讲建设。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那就为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如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还是像新中国成立前一样是革命批判型的,那么就很显然,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研究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学就很难拥有相应的地位。

      现在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叫做“维护建设型形态”的社会学,不如把它叫做“建设反思型形态”的社会学来得好。因为“建设反思型形态”能够更好地既体现它继承了第一种形态——“革命批判型形态”的精神,其中的“反思性”与“革命批判性”相通,又表明了它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在新社会把重点转移到“建设性”上。这能减少因为“维护建设型”中“维护”这个词而引起的种种误解。因此,我要郑重声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

     上述观点之所以说是一种“理论自觉”,是因为它既是对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建设性反思的结果,又是对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进行建设性反思的结论。在旧中国,同样存在这两大系的社会学。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社会的转换,这两大系社会学都面临各自的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从革命批判型形态转换为建设反思型形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要从实际上维护旧社会转变为维护新社会。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仅这两个转型的任务没有被提出来,社会学作为学科反而被取消了27年之久,造成种种有形无形的重大损失,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主导和强调下才得以恢复重建。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其影响不限于社会学,对正确对待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提供某种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社会的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把重点从以革命批判地破坏旧世界,转移到以建设反思的精神来建设新世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可惜的是,这一宝贵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紧密相联,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推翻旧世界的方式来建设新世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真正落实毛泽东上述宝贵思想的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着如何实现“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步一步推向前进。无论是邓小平提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创造性回答的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与“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紧密相联,都是探索这一总问题答案中的一个一个轨迹点。正是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屹立在东方。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学视角看,我们也可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继承并发展了“革命批判型”的“建设反思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在制度创新、价值重塑、阶级阶层等课题上,在官民矛盾、党群矛盾、劳资矛盾等问题上,我们仍面临多重挑战和风险。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发生重大失误,就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社会不稳,甚至动荡。

       总之,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有一种既继承“革命批判型”又发展“革命批判型”的“建设反思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在收入本书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文章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

      如果说,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探讨,属于“理论自觉”中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那么,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则属于“理论自觉”中对西方社会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的批判性审视。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价值中立”被说成是金科玉律,被看做是判断懂不懂社会学的一个标准。在那种情况下,对它提出异议,是颇受质疑的,是要有点勇气的。当年,在一些答复文章中,我批评了“价值中立”的悖论:一方面坚持价值中立——不应有任何价值观,同时又坚持一种地地道道的价值观——“价值中立”的价值观。谁只要坚持“价值中立”,谁就无法摆脱这个悖论。此文后被收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后来,我说过这样一段小结性的话:“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这应该看作是中国社会学从西方强势社会学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和趋势的重要一步,也就是“理论自觉”过程和趋势的重要一步。

      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收入本书的一些文章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三)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

      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

      草根精神的培育和实现主要是跟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分不开的。笔者根据“中国经验”由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和基层构成和相互推进的社会事实,相应于地方层次和基层层次,分别设计了两个系列的实地调查研究丛书,把我们团队依据调查研究成果概括总结的后两个层次的“中国经验”表达出来。第一个系列是由我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郑州卷,书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探索——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该书由郑杭生、杨敏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广州深圳卷,书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该书由郑杭生主编,段华明、杨敏副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三本是以上城区为代表的杭州卷,书名为《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该书由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第二个系列是“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也是由我担任总主编。其中第一本书已于去年年底完成,书名为《“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 “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该书由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二本书名为《“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该书由赵君、杨敏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

      在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笔者设计的上述两个系列,代表了对后两个层次的社会学探讨和解读。我们通过调查,具体考察我国东中西部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和基层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分析他们取得的进展,他们碰到的问题,他们获得的领悟,他们产生的困惑,为进行比较提供事实基础,没有这种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无从进行“特色分析”。我们在考察中,体会到各个地方、各个基层的做法,探索的深度、广度,探索的自觉性,都有差别,但他们都在探索和创新;体会到我国社会能够在快速转型中、在改革发展中长期保持稳定,是与他们付出的劳动分不开的。我接触了不少领导、社区工作者、城乡社区居民,与他们共享制度创新成功的喜悦,共同梳理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也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汲取了许多新鲜的养料。调查组的团队,基本上由我在读的和少量已经参加工作的博士生组成。他们参加调研活动后,感到收获很大,了解了实际,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基层是如何实际运行的,也改变了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在不少方面矫正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获得了反思自己、审视西方的新的立足点。我也把这些实地调查中的某些成果,介绍到一些国际会议上去。如笔者应邀参加2008117日至9日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美国华人社科人文教授协会”(ASPSS)14次国际年会“全球化时代现实的挑战”,做了题为《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对北京广州郑州武汉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的主题报告。

      这种与前沿意识相结合、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是“理论自觉”的现实基础。

 

(四)对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笔者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组织全国社会学界中的一些相关的高水平的学者参与,主持了《中国社会学30年》的编写。笔者还撰写了不少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文章——它们均被收入本书。这提供了对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集中地进行建设性反思的机会,从而把“理论自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主要涉及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这种正确把握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标志。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在721日“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西安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中,对“理论自觉”本身做了探讨。这可以说是对“理论自觉”的某种自觉。“理论自觉”在一般性上说是对“文化自觉”的继承,在特殊性上说又是对“文化自觉”的发展。后来《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全文发表了该文。《光明日报》20091020日又摘要地发表了该文。

      《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的文章,这是我的博士生童潇应杂志社的邀请,对我进行的学术采访,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其中最后一部分也谈到了“理论自觉”的问题。

 

(五)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的“社会互构论”那一部分包含的12篇文章,仅仅是社会互构论全书14章中前4章的内容——这4章带有总论的性质。后10章涉及的广泛内容,直到2010年初出版题为《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全书,才得以发表。可以认为,此书所论证的社会互构论是“理论自觉”的结果,而整个写作过程则是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应当说,社会互构论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理论之一,此书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著作之一。此书集中了我们多年的理论探讨和理论积累。它是有世界眼光的,又是有本土特质的;是有前沿意识的,又是有草根精神的;是强调科学精神的,又是坚持人文关怀的;对西方理论是借鉴的,同时又是反思的,不是盲目的。此书提供的“社会互构论”相对完整的全貌,有利于读者在阅读研究过程中,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此书提供的“社会互构论”相对完整的全貌,也有利于解答那些因为不了解全貌而提出的疑问,例如,社会互构论如何看待群体、组织这些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范畴,如何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此书都有专门的论述。

     《社会互构论》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课题(01ASH002)。国家社科基金在20079月发布的成果鉴定等级公告中,该项目被评为“优秀”,并在同时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指出:《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这项成果由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主持完成,属社会学重点项目,共49.3万字。该成果提出了“社会互构论”这一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它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的转换和变迁,揭示和阐述了这一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对我国社会学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我们很看重鉴定专家——鉴定专家是由国家社科基金独立聘请和组织的——对这一成果的评价和肯定,同时也非常感谢他们的认可和鼓励。这可以看做是对我和我们学术团队“理论自觉”的认可和鼓励。

      本书收入了一些进一步发挥社会互构论的文章,多数是运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和视角,研究不同社会问题的文章。

 

(六)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

      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整合可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同时,似乎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从当代理论整合的各种尝试来看,比较著名的有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论、布迪厄的关系主义和场域-惯习理论、埃利亚斯历史还原的进程性研究,等等。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成果皆包含着丰富的创见与启发性。尤其是,一种辩证化的理论观点共识较之先前的各执一词显示出当代所取得的某种进步。但是,从上述代表人物的观点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整合再现了其一贯的困境。这就是它们陷入了“消解”的误区、抽象的二元以及空洞的起点。

      总的来说,自古典时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深刻地决定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调与走向,具有绝对意义的自由信条不仅为理论的发展自我设限,从而导致抽象的二元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自我循环,并且化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起点,持续地导致理论根本上的匮乏与无力。当代的“消解”逆动客观上又再现了同样的逻辑及刷新了固有的对立。真正的超越之途,从根本上说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也就是回到现实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本身。对于限于困境中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而言,回到事情本身,首要的就是卸下虚假的意识形态价值预设与信条,使丰富立体的“个人与社会”及其生动的关系过程,真正映入其原本被蒙蔽了的视野,二元困境也才能随之得到破解。这也正是“社会互构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自觉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消解”思维的反思,对二元矛盾及其全面辩证关系的承认,以及采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表达形式,社会互构论从根本上走出了西方社会学传统理路下的形而上学循环。具体来说,一方面,反对消解和承认二元及其辩证关系本身就已经破除了种种片面与极端观点的人为对立,特别是,以此也就取消了原先争论不休的二元之中何者优先的本体论问题本身,也就抽去了原本形而上学得以循环的核心。换句话说,走出形而上学性的问题与思维也就走出了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不仅走出了形而上学,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达的正名,同时也端正了理论发展的轨道,也即将理论的视野重新定位于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过程,从而使得社会学从原先的形而上学问题转向了面对真正的现实本身。这里才是社会学理论与思维真正的逻辑出发点与不竭的知识增长点。社会学理论崭新的发展道路与前途,正如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所指明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透析》一文中作了具体分析。

 

(七)对一些理论误导的学术剖析

      前些年,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学界呈扩大之势,以至形成了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中国版观点,从而出现了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分歧。这一分歧,即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社会转型论”与“转型社会学”之间的分歧,关系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中国社会转型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所主张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及其中国版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苏联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尽管新布达佩斯学派及其中国版的观点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政治化,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学理上进行学术剖析。为此,我们写了两篇长文,论证了新布达佩斯学派及其中国版的狭义转型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许多误导,而且在学术的主要方面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两篇文章也收入本书中。

      上述文章也提到了布洛维是如何与新布达佩斯学派异曲同工的。我一直不认为布洛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两者在内容上是不可以融合的。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是天然否定和拒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走进了一个“二选一”的过程:要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么则选择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按照这样一种逻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存在不同经济成分,实行了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生产、管理、组织技术,就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这正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这实质上与上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认为市场改革就是要走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此,正像我说过的,我们在上述文章中做过较为系统的剖析。

      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社会”的概念是缺失的。这是他另一个重要论点。这个论点同样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开始就从别人只看到物与物的关系的地方,揭示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正是马克思给“社会”下了迄今为止最科学的定义:社会不是别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后的各种社会定义,包括“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翻译)的定义在内,都不得不这样那样地回到这一定义。我前些年在论述什么是人权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剖析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时曾指出,人权就是“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人权无疑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即他们指出的“市民社会”的人权,并且对这种人权是反对的,但他们提出的人权观念却有普遍意义。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时,更明确地概括了人权的普遍含义:人权就是“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恩格斯在分析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时指出:“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这里恩格斯明显把社会与国家和经济区分开来了。当然,马恩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可能对“公民社会”做出系统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社会”概念或“公民社会”的概念是“缺失”的。

      现在有一种把布洛维抬得很高的倾向,甚至提出要用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来“引导”中国的社会建设,这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实在是太远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根的观点。现在还有一种对“公民社会”缺乏分析的盲目崇拜,把它说得神乎其神。这些人应该认真看看王绍光教授今年发表的题为《“公民社会”袪魅》的文章。该文对“公民社会”做了有根有据、具体透彻的分析,指出,“公民社会”这个“成为好多人用以根本改造当前社会的旗帜”,“实际上是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这篇文章还重申了他1991年在《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公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指出“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

      对新布达佩斯学派、对所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剖析所表现的“理论自觉”,并不表明我们对它们完全否定,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对所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对新布达佩斯学派、对所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剖析也表明,在反思自己、审视别人的“理论自觉”方面,确实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八)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

      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这是理论自觉的实质性内容。

      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过一种我称之为“边陲思维”的东西,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只是影响缩小了。我曾多次说道: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现代提倡“个人述说”,反对 “宏大叙事”的极端观点,就影响到、影响过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学生。他们盲目以为所谓“个人述说”似乎不言而喻地“正确”,而所谓“宏大叙事”则好像百分之百地“错误”。他们看到一些必要的宏观分析,往往以不屑的神情说出一句口头禅:“这不过是宏大叙事而已!”意在表明那种宏观分析是多么落后于时代,多么不合时宜,岂不知他们自己身在错中不知错,十分可悲地把谬误当做了真理!事实上,把微观与宏观、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也就是“个人述说”与“宏大叙事”人为地截然对立起来,是很片面的、缺乏辩证思维的。

“个人述说”,只要涉及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如“在全球化时代”、“在社会转型期”等,就是最典型的“宏大叙事”。同样,“个人述说”,只要运用了概念,就不能不涉及“宏大叙事”,因为概念本身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个概念是概括无数同类现象共同本质的结果,因此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无限的。像“人”这个概念,它不仅涉及现在的人,还涉及过去的人、将来的人,其他星球上可能的人。它不可能是纯粹的“个人述说”,而是与“宏大叙事”这样那样联系在一起的。当谁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时,他不能不涉及“我”、“普通”、“人”这三个“宏大”的概念。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能脱离各种背景、不使用概念而进行所谓的“个人述说”。如果有,那真是奇迹了。现在该是认清这种盲目性、幼稚病的时候了。

       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缺乏理论自觉,就有可能陷入某种西方的“话语陷阱”而不能自拔,也就更谈不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了。

      读者可以发现,收入本书的一些文章,对类似上面的一些属于“边陲思维”的内容也进行了剖析。

 

(九)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

      前些年,福山退出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引起很大震动。他在为自己转变立场辩护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如果你是任何一类政治思想家,而你还没有向你曾经最亲密的朋友发起过一场大规模的指责,或者还没有被他们作为批判的靶子,那么这个时代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已经与你擦肩而过了。”我们不去评论他退出的本身,但是他涉及争鸣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的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

      如果把这个观点引申到社会学界,我想把这个意思改成这样:一个社会学家,如果没有得到同一学派的学者的审视质疑,没有受到不同学派学者的批驳反诘,那么时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已经与他擦肩而过了。确实是这样,一种引不起任何争议的作品,或者一种没有任何争议的东西,只能是平平淡淡甚至平平庸庸的,是远离时代精神、体现不了时代精神的。这是因为学术争论最能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论题,最能调动人们的反思鉴别能力,因而也最能促进人们的理论自觉。

      从这个观点中也能引申出,学术争鸣双方都对学术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想我对我所答复的质疑者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例如:在《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我曾指出:“如果说肯定性的评论给我以鼓舞,那么否定性的评论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因此对这一类评论我也怀有某种程度的谢意,当然也深感极有必要对其中包含的一些误解,特别是一些原则性分歧加以澄清。”再如,在《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兼答对我的社会学观点的某些批评》一文中,我这样说过:“和过去一样,我欢迎这样的学术批评和讨论。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60年前,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一种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庄严宣告,60年后,国庆盛典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现实。我们社会学界也要通过“理论自觉”,在国际社会学界真正站起来,彻底改变某种自愧不如、矮人一等的自卑感,以及某些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养成的移植式的习惯,真正做一个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学者。

 

      在第四卷出版之际,我想仍然有必要说明我和我的学术团队的关系。

      正像过去的情况那样,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学术文集,无疑主要地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思考的成果。收在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我独立写成的。

      但是,本书同时也包含着这些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尽管这个学术团队的组成及成分如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李强教授、张建明教授、刘精明教授等已经离开中国人民大学高就了;李路路、郭星华、刘少杰、洪大用、李迎生、夏建中、陈劲松、陆益龙、冯仕政、奂平清等在校的教授、副教授,都程度不等地开辟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相应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尽管我们还这样那样地保持着学术联系,但具体地合作写文章的机会则极大地减少了,甚至没有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在共同著书上,如在我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分担独立写作的一章,又如共同致力于把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上,转化为教学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术团队已经获得好几届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还有就是在我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的各种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上,各自独立发表学术文章,等等。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学术团队是勤奋的,因而是出有新意的成果的。在这里,所谓“述而不作”没有什么市场。“述而不作”也许当年孔子行——那时他有众多的弟子给他记录成书,但是今天不行——今天很难找到这样的弟子了。而且,自称学问本事很大,但没有事实证明,谁能相信?更重要的,学问、思想、理论是需要不断提炼、感悟的,只有结合实际多思、多写才能进行这样的提炼和感悟。

      收入本书的合作文章的合作者,大多数是新人,多数是我的博士后、博士生、访问学者,如江立华、程琥、胡翼鹏、龚长宇、杨敏、陈秀峰、何珊君、汪雁、潘鸿雁、王道勇、费菲、黄家亮、童潇、姚德薇、李棉管、彭莉莉、韩洪涛、谢建社等。他们中间,江立华、杨敏毕业后早已成为知名的教授。江立华教授,除了收入本书的《论中国古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一文,我们还合作主编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这本研究生教材,已经出版。收入本书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绪论》,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与我合写文章最多、合作时间最长的是杨敏教授。这是因为她从博士生开始,就一直跟我合作做课题,包括纵向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和不少来自地方基层的横向课题。我们合作最大的成果是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收入本书的关于实践结构论的多篇系列文章,就是这种合作的结果。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胡翼鹏博士。他从2006年起在我这里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现在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入站前,我们就商量好,要把中国社会固有的社会运行思想作为新的视角来整理有关的历史资料,并把它作为主线贯穿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始末。先秦的社会思想是中国各种思想的源头,是中国社会思想中最难写出特色的。胡翼鹏博士很好地完成了先秦部分的研究。我们合作的方式是先讨论整个提纲、每篇提纲后,他写初稿,由我修改定稿,这样先后发表了现在收入本书的八篇文章。

      有的博士后、博士生,没有直接写合作文章,但是他们跟我参加了各地、各基层的实际调查,如杨发祥、张兆曙、李伟梁、陈玉生、汪萍、陈云、童志峰、刘小流、魏智慧、饶旭鹏、胡宝荣、童潇、方劲、熊凤水、陈文超、雷茜、刘燕舞等。他们分别参加了“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中郑州卷、广州深圳卷、杭州卷的分报告写作,有的还交叉参加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中杭州卷、郑州卷的分报告写作。

      这里没有提到的我的一些博士生,张永华、刘仲翔、仓理新、章东辉、王晓蓓、孙志祥、杨政、周翔、罗英豪、张笑会、徐晓军、蔡志海、张继涛、王勇、杨生勇、陶双宾、彭惠青、汪远忠、曾永泉、沈新坤、程启军、王洪伟、王程、张小山、喻芒清、符平、吴娅丹、高玉玲、张扬,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参加了合作。例如,刘仲翔参加了由我主编的《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写作,承担了其中的两章;汪远忠参加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近代篇四章初稿的写作。

      这里,我无法一一说明这些合作者在上述五论中起的作用,我只能像上次的序言所说的那样说: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的探索、应用、拓展、深化中,学术团队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在这本文集中,凡是合作的文章,都将在脚注中对合作者加以说明。同时,每篇文章的脚注还将说明文章发表的报刊、时间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周蔚华总编辑、策划者潘宇编审,以及责任编辑李颜,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多方努力。

 

2009121于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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