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



内容提要本书通过对杭州的实地调查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予以提炼、总结,向全国推介杭州市近年来在城市社会发展方面的新探索。同时,也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疑问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色,用任何世界上现有发展模式都难以解释,因此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研究这种“中国经验”。作者对杭州多个有代表性的“社会复合主体”,例如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台保护工程等典型案例作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穿,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成果包括一篇核心报告和八个专题报告,结集为本书。作为一个地方性范例的“杭州经验”,可称“中国经验”的一个缩影。而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研字:“杭州经验”的各个侧面,提炼其成功之处,也就勾画出了“中国经验”的一页亮丽篇章。

代绪  

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一个地方范例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新探索对于应对五大挑战的启示  

本文是20081213日在杭州举行的“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第三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上的发言稿,略作修改,作为本书的代绪论。

受我故乡杭州市邀请,我主持了20088月立项的《关于杭州市复合创业主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20089月课题组来杭州开展调查研究,对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工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杭州女装行业协会、杭州市生活品质行业点评等“社会复合主体”关于“社会复合主体”概念,在杭州城市发展实践与理论分析中,也被称为“复合创业主体”、“复合主体”等,本书在论述中用到了这几种不同的表述。的典型案例做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对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同盟、杭州市与中国美院战略联盟、茶行业战略联盟、美食行业联盟、婴童行业联盟,以及西湖博览会(以下简称“西博会”)、休闲博览会(以下简称“休博会”)、国际动漫节、数字电视行业等社会复合主体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和杨敏教授合作集中写出了十余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杭州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社会学分析》。20081213日,在杭州主办的“‘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第三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我们曾将这篇调查研究报告的压缩稿呈给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现在,这篇核心报告和八个专题报告,作为由我本人总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正式出版。本书的代绪论、核心报告和八个专题报告,从整体和不同角度对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作了深入分析,因此在案例和数据材料的使用上多有重复的地方,为了保持各部分的相对完整性,我们保留了一定的重复。

这部著作通过社会学理论的提炼和实际内容的研究,向全国推介杭州市近年来在城市社会发展方面的新探索。同时,也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疑问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杭州市委和市政府,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了解社会实际情况的机会,向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学习创新精神和共同研讨的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

在这篇代绪论中,我想集中谈一点我们在做课题时形成的强烈感受——杭州经验在整个中国经验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并通过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新探索对于应对五大挑战的启示来加以说明。

“杭州经验”与“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可以说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这种经验和模式,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一切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地方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这里,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的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通过研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在理念和思路上领先的“杭州经验”,一路走来,汇成了思想和实践的创新积淀,成为整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特别亮丽的一个篇章。

新世纪以来,“杭州经验”的创新探索令人目不暇接——“钱塘江时代”(2002)、“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精神、和谐创业(2004)、“生活品质之城”(2007)、生活品质系列点评(2007)、生活品质网群(2008)、“城市有机更新”(2008)、社会复合主体(2008)。我们在想象的回旅中再现杭州市的探索,一种感受油然而起——这一过程的厚重底蕴和深沉活力是震撼性的。特别是,2008年初,“杭州经验”步入了“社会复合主体”阶段,尝试对以往的探索进行再次会聚和提升。在我们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这都可以视为“杭州经验”进入新里程的一个标志。

面对“杭州经验”这一新的提升,作为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应用领域的探索者,我们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欣慰。在实地调查中,“社会复合主体”所集合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生动与淡定的品质,对人生和人性的精彩与精致的体悟,使我们进一步感到,真正活化的社会学理论应当与时代和实践同行并进,使自己具有宏大而精微、广阔而深入、智性而实践的品质。

“杭州经验”与“五大挑战”

最近,我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作了一定的总结,对今后发展的前景做了某些预测(即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一种社会学的解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20081217)。此文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发表时,按照编辑部的意见,题目改为“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文章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其中,我特别分析了中国特殊问题所带来的五大挑战,这五大挑战分别是:第一,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二,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三,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第四,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五,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我感到,“杭州经验”和“社会复合主体”的探索,实际上正是在有效地应对我们时代提出的这五大挑战,可以说,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

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三大部门是社会发展主体,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影响极大。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1)三个领域或三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2)三大部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3)经济上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现象也很普遍。(4)由于社会缺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障碍,三大部门各自才能成为良性的社会发展主体,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才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和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

“杭州经验”在理顺三大部门关系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譬如,通过“社会复合主体”这一行动架构,促成了“四界”的大跨度整合。所谓“四界”,包括党政界、知识界、行业企业界、媒体界四大方面。从社会学的相关角度来分析,社会复合主体容纳的“四界”涉及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各类不同行动主体的关系。譬如,国家与社会、群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等,在实际生活中也集中体现为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归结起来,也就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所探讨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四界”所体现的是不同领域的社会行动主体的深度协作关系。

在当代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或问题实际上都绕不开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分配。社会学学科的许多基本范畴,如社会建设、民生问题、社会正义、社会资本、阶层阶级等等都要用社会资源的配置或获取来定义。”“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获取。”(郑杭生:《生活品质之城的品牌效应——对杭州城市品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在第二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上的发言,20080129。)“四界”组成的复合主体,在行动中展示了在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使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

为了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组成复合主体的“四界”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一,党政界的服务职能增强了。政府与行业企业、知识界、媒体、社会组织、市民之间,形成了彼此联动、互相支撑,“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化运作”的基本关系模式,构建起了“政企分开、管养分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经营、市场运作”的公共服务机制。政府服务职能的重心下移了,深入到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及市民个人,通过不同层面的网络状运作使服务下沉到了基层社会。在复合主体的共同参与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位置形成了互换,增进了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这些都使党政界进一步做到了促进管理与服务、创新与规范、约束与激励、本职与协同相统一,塑造了服务型、效能型、知识型新形象。有关调查显示,杭州市每个企业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年平均仅8.1天。在社会复合主体的共同行动中,杭州市政府不仅实现了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而且也是“伙伴型政府”,并进而是效率政府和效益政府。

其二,知识界与生活实践共进。在“四界”中,知识界奉献的智力服务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浙江大学成为了一个典范。如200012月成立了“杭州市和浙江大学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形成了市校战略同盟的大复合主体,逐渐从最初的临时性、单一性、自发性和一般项目合作,转变为长期性、全方位、有组织和大项目合作,并孵化出了“杭州市和浙江大学合作共建和谐杭州示范区”、“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复合主体。再如“生活品质和杭州城市美学”主题沙龙,由“九大生活”点评组中的文娱生活点评组与浙江省美学学会于20071220日联合举办,参加者有:生活品质网群成员,教育界、美学界、文物保护管理单位、新闻媒体代表,作家,高校学生等。他们对城市美学的特殊功能、现代城市的形成、城市化过程的非人性化和城市的理想模式如田园城市、阳光城市、光辉城市等的深入探讨,对杭州的城市发展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杭州知识界发挥的智库作用是杭州又一笔珍贵财富。

其三,促进了行业企业界的品牌行动与社会责任。一直以来,杭州许多企业家得益于城市的深厚人文积淀、个人的良好修养,以生活心态来经营,把价值、理想与产品和事业结合在一起,在创业和创新中普遍能够坚持道德自律,以回馈社会、惠顾他人为荣。社会复合主体促进城市建设的过程也推动了企业的品牌行动,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使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了良性反馈。如杭州丝绸女装行业,西泠印社拍卖公司,茶行业、婴童行业,以及西博会、休博会、动漫节等,推出了一大批驰名商标和中国著名品牌。

其四,提高了媒体界的动员与引导能力。杭州的每一项复合主体行动,都有媒体界的积极参与。有关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等也组成了一个复合主体——战略合作媒体,联合开展系统的宣传报道。如《杭州日报》、《钱江晚报》、《都市快报》、《今日早报》,以及浙江在线、杭州网、生活品质网等等,都是战略合作媒体的参与者。在一些大型活动中,媒体界的战略合作行动更广泛,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社等28家国家级媒体,香港卫视、亚洲卫视等,以及地处上海、福建等地的30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媒体也成为合作者和参与者。社会复合主体的参与行动加强了媒体界的联动协作,在社会动员与引导方面也显示出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社会复合主体正是通过大跨度的和深度的社会协作,使各个领域的社会行动主体建立起合作伙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形成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机制。从更长远的过程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协调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已经充分认识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而且也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尚未意识到的“社会失灵”的危险。

第二,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

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经济体制转轨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所有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弱,“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于是,新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新的社会团结的要求,新的人际和谐的期待,越来越多地摆在社会和人们面前。这是因为社会分化不能无限加剧,人际关系也不能恶性疏松,陌生人的世界需要新的连接和整合,否则社会将成为畸形的社会。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正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通过社区建设的不断探索和日益成熟,我们能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来。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努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参与行动的各方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避免自我的局限和不足,通过互补、互促、互惠,在特定情形下取得最优结果。为此,他们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困题进行了思考,譬如,人们在相互联系的社会分工中却彼此疏离、矛盾甚至对立,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活中却像被放逐的局外人、陌生人,在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中却冷漠相向、充满怨情,以及个人责任感的低落、社会公信力的丧失,以至于一些社会成员只愿意享受而不承担任何责任,追求绝对的自我快乐和生活刺激,只问索取不思回报,等等。

他们的答案是,要使生活世界变得更好,有赖于身处其中的“我们”真诚地共同参与、共建共享,这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这正是社会复合主体所指向的一个目标。

他们对生活本身给予了重新理解和定义。在杭州方言中,“做生活”就是“做工作”,“生活”一语双关,既包括日常生活,又包括工作创业,生活与工作、创业是同一个词,生活品质也就是创业品质、工作品质。所以,根据杭州人的理念,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界分更像一个“纸上的问题”。在实际中,工作、学习和奋斗是生活的常态和一般内容;反过来,工作——公务、生产、营销、研究、创作——当然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应当为了生活、体现生活、实现更好的生活。

他们认为,生活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基础。他们因此反复强调,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群众利益无小事”;坚持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在生活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人民来创造生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激发人的潜能和才干,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广大市民建设和谐杭州、开创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参见王国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和谐创业提高生活品质》,在“提高生活品质、推进和谐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20060924。)

他们还提出,以生活的心态和方式来创业,将创新创造、和谐融洽、多元开放、宽容大气的生活心态和氛围引入创业,提升创业的档次和境界,使创业向多样型、动态型、品质型发展。将创业精神和内容寓于生活,生活本身包含着生产,包含着创业,包含着发展。提倡在创造中享受生活,享受创造性生活,使创造成为生活的核心内容,使生活成为创业的生活,通过创业让知识、科技、艺术融入生活、创新生活,使生活中充满知识创新、文化创作、科技创业,丰富生活的内涵,提高生活的档次和品位。(参见王国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和谐创业提高生活品质》,在“提高生活品质、推进和谐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20060924。)这样,杭州人将生活、创新和创业完全糅合在了一起,成为相互胶着的一个“复合体”。

他们因而提出了“和谐创业”的城市发展模式。所谓和谐创业,就是在和谐中创新创业、以创造创业赢得和谐,是创造力、融合力和竞争力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立足生活、以人为本的现代生活观、创业观、发展观。和谐创业体现为“五大和谐”——生活与创业的和谐、文化与经济的和谐、个人创业与整体发展的和谐、政府与民间的和谐、对外开放与内生创新的和谐,具有“五个特点”——人性化创业、社会性创业、知识创业、协调创业、可持续创业。(参见王国平:《推进和谐创业建设和谐杭州》,在“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讲话,20050716。)和谐创业这一城市发展模式的提出,直接切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平民化、大众化的途径,启用民智、民力,使创业和创新成为每个人的追求,成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

他们还倡导重建生活理想、再造生活意义,以消解陌生人世界的各种消极因素——来自工作、竞争、创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单调、紧张、冷漠等。为此,他们提出了“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的创意,鼓励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鼓励培养阅读习惯和终身教育理念,鼓励享受体育活动和各种集体活动等,来真正建设我们的社会生活(参见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我们与社会问题的讨论》,20051109;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复合主体之杭州市与中国美院战略联盟篇·以美的力量创造美的城市》,载《杭州信息决策参考》,第64期。),以杭州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文化积淀,以及经济和社会现有发展水平等实际条件为基础,完善各种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如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所、文艺演出场所、娱乐场所、旅游休闲场所等,让人们走出单调、紧张、冷漠的氛围,通过这类公共文化空间走进“社会”、走进彼此、走向新的可能性。

第三,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

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利益、所处地位,自我赋予相似或相同的认知。因此意义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意义共同性,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有可能对相同的利益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这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实际上有着较高程度的利益共同性,但如果他们不善于将这种外在的、客观的共同性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共同性,那么断言这个社会具有意义共同性还缺乏充足的理由。罗尔斯曾引述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当我们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合理的”,他主张“我们应当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显然,“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离不开我们所说的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价值共同性的实际能力。现阶段存在着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以及财富占有、资源和机会配置方面的不合理性,与之相关的一些新制度和新规范尚处在探索过程。这些实际情形使得“意义共同性”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从而成为了一个问题。这种问题性也可以解释为,在这个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越来越凸显出对于意义共同性的要求。

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共同性的构建,则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又是与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难题,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杭州经验”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约2002年开始,杭州市不断以会议、论坛、座谈等形式,从“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视角,以“我们与社会”为主题,展开了大量研讨。参加研讨的成员来源较为广泛,来自杭州市的党政界、学界、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企业等不同领域。研讨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现象和问题,如社会主体、社会利益、社会分工、社会认同、社会环境、社会人格,社会疏远、社会分裂、社会冲突、社会依赖、社会压抑、社会冷漠等等。研讨的领域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政府服务职能、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等不同方面,并且不局限于现象性的、描述性的反映和评论,而是包含了价值性、学理性的深度考量和反省。

他们提出了一个价值目标——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使生活具有更好的品质。逐渐地,通过有品质的生活和创业将杭州建设成“生活品质之城”,成为了杭州市民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生活品质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它从人们日常的又是根本的需求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发展,把城市发展放到了现实而又是终极的意义上,使城市与市民紧紧地贴在一起,使经济社会发展与市民日常活动紧紧地贴在一起。提高生活品质,既是每个普通人的当下愿望、日常需求,也是杭州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王国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和谐创业提高生活品质》,在“提高生活品质、推进和谐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20060924。)

让这种更好的品质表现在产业、企业、城市和个人等一系列具体的方面,正是复合主体行动的一个根本目标。

1“更好”的产业形态

更好的产业形态应当是经济发展真正与人的需要融为一体。一方面,以产业和产品的高科技化、高艺术化,使高新技术、文化艺术融于大众生活产品、产业之中,通过经济来提升生活;另一方面,发挥生活创造消费、牵引产业的作用,以生活环境改善来构筑经济优势和人才优势,提高知识、艺术、信息等软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发达的文化经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才经济,即通过生活来提升经济。

2“更好”的企业形象

所谓更好的企业是这样的企业:它不是用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手段,制造绿色危机、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等等社会问题,而是以生活的心态来工作和创业,将生产经营与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以诚恳、感恩和回报来与人相处,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机制,以这种新的企业文化来培育高尚的精神和健康的心理,向社会传递企业所持的道德价值。“现在杭州很多企业家不仅是经营企业,他们已经在思考如何从经营企业这个过程中,为社会、为今后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后人的经营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能有一些新的提示。”杭州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迈向“更好”。

“更好”的城市品格

杭州对自己提出的城市形象要求,就是要打造自然、人文、城市景观相互交融,静态美与动态美和谐统一的都市风貌。坚持精致和谐与大气开放相呼应:既保持西湖和谐自然的精致风格,又展现钱江大气开放的时代精神,做到在大气中求精致,在开放中重和谐,两者互为补充,形成整体。坚持现代时尚与传统特色相呼应,坚持山水城市与现代都市相呼应,坚持总体布局与局部细节相呼应。

“更好”的个人

更好的个人体现在精神方面,重视个人内在品位的提升,追求高尚的人生价值和道德情操,具有自我的开放性和对他人的包容性。由于自我的开放所以能够不断学习、与时代同行,促使自己走向新的可能;由于宽容他人因而善于反省律己、有良好的亲和能力,能够通过合作创新自己的事业,并与合作者共享成功。更好的个人也体现在生活方面,“我们有些人往往追求一种表面上的时尚、价值,或者说是身份,而真正忽略的是一种人的内在的高尚品格和生活品位。有些人虽然不很讲究这些,给我的感觉,他们生活得比较轻松、自然,也比较快乐。有时他们创业也很辛苦,但他们并不注重外表,不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懂得真正享受生活”(胡征宇:《更好社会规则中的社会复合主体——以杭州市构建社会复合主体为例》,“2008中欧良好社会规则圆桌会议”发言稿,20080922。)。杭州人对人生的这种体悟确实令人感动至深。

从更宽阔的视野看,“杭州经验”中有着深远的意境。它所表达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立意促成社会的价值导向、眼界和心态的转变,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革命”,从而也是“深度革命”。

第四,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

笔者曾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现实上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正好能够表达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笔者还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

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这里,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开放的,可竞争的。社会学上以职业为主要标志的阶层或分层则要求这样来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从而使作为绝望的派生物的种种消极后果,如自杀、“人肉炸弹”等概率大大降低。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机会。

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这就是社会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问题。这种社会公平度、公平感,在社会学上是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上体会到,多数老百姓不认可、不认同的东西,是不公平的。如果老百姓的不认同感、不公平感发展到相对剥夺感,就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产生极不利的影响。老百姓认可度低的种种制度,肯定是有毛病的。这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百姓认可的公平正义,是上述意义共同性的最主要部分。

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百姓认可的公平,提高满意度、幸福感,同样是一个尖锐的挑战。

社会公正也是“杭州经验”和社会复合主体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他们通过“生活品质之城”的建设推进社会公正。他们认为,有品质的生活属于全体人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创业人员、全体市民尤其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品质明显改善。“这一点特别重要,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绝不仅仅是对白领而言,更不仅仅是对富人而言,‘生活品质之城’首先是对低收入阶层、困难群众而言的。”(王国平:《推进城市、行业、企业品牌互动着力打造“生活品质之城”》,在杭州城市品牌发布表彰会上的讲话,20070108。)同时,有品质的生活也是精致与简约的统一:“我们讲生活品质是针对全体人民,包括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创业人员,尤其要关注困难群体、弱势群体,而不是局限于有钱人;是求精致、讲素质、讲品位,而不是讲豪华、比奢侈、比排场;是讲资源节约、生产集约,而不是铺张浪费、粗放经营。”同上。

他们通过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更优、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的更合理来促进社会公正度。如经济生活方面,表现为在创业创新过程中促进社会公正。杭州市委、市政府强调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智慧和力量,放手让人民群众干事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破除体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平等保护物权,鼓励支持人民群众自主创业创新,发扬杭州特色的创业创新文化,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组织平台。

在社会保障方面,杭州市近年来更加关注“共富”,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并重,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完善以“春风行动”为载体的杭州特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障体系,构筑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同时,杭州率先建立了以廉租房、经济租赁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房、农转居公寓、人才公寓、外来创业务工人员集体公寓建设,实施危旧房改善、庭院改善工程等,并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参见王国平:《确立生活品质导向推进城市科学发展努力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在第二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上的讲话,20080112。)在社会保障方面,杭州市委、市政府整合了原有政策,出台了《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和《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不仅覆盖了672万杭州市民,还覆盖了200多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并打破了城乡居民在两项基本保障制度上的分割,明确城镇居民可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努力推进制度间的衔接贯通,使之更具可选择性、可转换性。

他们还通过提升百姓认可的公平来提高社会公平感。他们重视老百姓的感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感受,他们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满意感、安全感、信任感,着力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社会成员的公平感,并以此作为对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和改革的依据。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显示,百姓认可的公平是逐步提高的。譬如在幸福感方面,2006年,杭州市统计局民情民意调查办公室对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选择了3 000户居民家庭为样本,涉及收入、创业、居住、安全、社会保障、身心健康、休闲文化创业、婚姻家庭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9个层面30项评价指标。总分值划为5个级别:1.50分及以下为很不幸福(很不满意)、1.512.50分之间为较不幸福(较不满意)、2.513.50分之间为基本幸福(基本满意)、3.514.50分之间为比较幸福(比较满意)、4.51分及以上为很幸福(很满意)。调查结果表明,2006年是3.63分,而2005年是3.39分。一年来杭州市民的幸福感提高了0.24分(参见王国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和谐创业提高生活品质》,在“提高生活品质、推进和谐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20060924。),可贵的是,杭州市委和市政府对此却“喜中有忧”。喜的是,经过多年努力,杭州才刚刚迈过比较幸福的门槛;忧的是,相对于GDP而言,幸福感更具有动态性,更容易受到主观的心理预期、横向比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第五,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

所谓民生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老百姓过日子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形成了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为我国的社会进步付出了主要代价,但是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甚至更加困难。他们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现实困境”,即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未来威胁”,即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或风险。这两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前者导致“现实性的烦躁”,后者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

民生问题不仅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矛盾多发凸显最基本的根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能否大力改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在这方面,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也走在了前面。杭州市委、市政府特别要求在改善民生方面“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要按照走在前列的要求做好我们的工作”,提出要破解“七难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拥有安全感,安居又乐业。他们坚持“发展、创新、节约、稳定、为民”,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难问题”——通过筹集帮扶救助资金来帮扶救助困难家庭;通过积极扩大就业,全市下岗失业人数回落,城镇登记失业率降低;通过向困难群众实施医疗救助以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通过集中招标采购实现药品的降价让利和住院费用的下降,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了92.7%;在全省率先取消农村学生学杂费以解决“上学难”问题,在城市,实行名校集团化办学等措施,扩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的覆盖率;其他如“住房难”、“行路难停车难”、“办事难”等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

2008年初推动的“城市有机更新”的最新实践中,他们把以民为本作为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一再强调,杭州的每一方水域、每一寸岸线、每一块绿地、每一条道路,都是公共资源,都要无条件地还归于民、还归于游客,实现公共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为此提出了“打通西湖,还湖于民”、“还山于民”、“还河于民”、“还溪于民”、“还路于民”,等等。通过“人民的大公园”、“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的建设,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提升杭州旅游核心竞争力,为杭州老百姓种下一棵“摇钱树”,让杭州老百姓捧上一个“金饭碗”,实现“景区美、寺庙兴、百姓富”。在背街小巷改善工程实施中,提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满意工程”;在危旧房改善工程实施中,又提出办好“老百姓家门里的满意工程”。在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实施中,落实“三问四权”,即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以充分体现“城市建设为人民、城市建设靠人民、城市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建设成效让人民检验”。

20087月开展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的讨论中,杭州市在“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反骄破满、跨越发展”的主题下,又一次把百姓的满意度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强调“破七难”和深化“破七难”,坚持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把“主人”的小事当作“公仆”的大事来抓;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新要求,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价上涨、垄断行业服务等问题纳入“破七难”,形成“7+X”新框架,丰富“破七难”的内涵,提高“破七难”的针对性,实现“破七难”的与时俱进。他们提出,确保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形成破解“七难问题”的长效机制,使杭州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继续走在前列。要以“破七难”为主抓手,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要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摆上突出位置,制订实施城乡居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力争到2012年实现城乡居民总收入比2007年翻一番。健全完善城镇和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确保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参见王国平:《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反骄破满跨越发展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在中共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20080724。)  

简短的小结

总之,通过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新探索对于应对五大挑战的启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杭州市对我国过去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所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在我国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站在了前沿,从而也清楚地表明,杭州经验在整个中国经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确实是整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特别亮丽的一个篇章。从“杭州经验”中,我们也具体地看到了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扎扎实实地成长。

 

                                                          郑杭生

                                                         2009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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