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驹翔 社会运行与社会学 ——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


社会运行与社会学

——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

 

董驹翔

 

(原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96)。作者现为齐齐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

 

“社会学”(sociology)一词我们可以追溯到1838年。正是在这一年,法国哲学家A孔德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的第四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并探讨了社会学对象、任务等问题。但是从一开始,孔德关于社会学对象的观点就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从此以后,在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形成了众多的关于社会学对象的理论和定义。它们之间的争论和评价也一直延续至今。当代几乎每一部社会学著作都不可回避对象问题,并给出了各种定义。我们虽然不能说有多少社会学家就有多少社会学定义,但是说在一切科学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歧义几乎是最多的,似乎并不过分。这种情况说明社会学还是一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学科,甚至是一门至今不够成熟的学科。显然,社会学的建设和走向成熟都不能不去研究、讨论对象问题。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单独探讨、深入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我国自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对象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关系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郑杭生教授的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一书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这部著作是关于社会学对象研究的专著,这使它更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因为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虽然讨论得异常热烈,各派意见发表得也很充分,但是从来还没有像这部著作这样,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作如此全面、深刻的研究,全面地设计了自己的关于社会学对象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社会学对象。

 

郑杭生教授的这部著作始终在社会学的广阔背景中去讨论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中去对待对象问题,这一点是与众不同的,是此书一大特点。

 

人类的整个认识,以及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理论、实践和历史几个方面。所以,人类的全面认识和每一门科学都表现在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之中,每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也自然会有这三方面的形式。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方面展开了对社会学对象的研究。这样做的根据就在于“我们思考社会学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则又是以正确地解决对象问题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并且“社会学目前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面临着困难”[1]这样,作者一下子就使自己处在一个有广阔视野的高度来研究社会学对象问题,并且明确地给自己规定了试图解决三方面困难的任务。

 

作者贯穿全书的,正是从理论、实践和历史的统一中去评论有关社会学对象的各种理论,设计自己的社会学定义。这样做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彻底摆脱社会学研究中的经验型,又避免脱离现实,做到既有自己的理论又能回到实践中,指导社会实践,并且贯以历史的观点。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作者在书中设计的社会学对象是最好的回答。关于社会学对象,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或简要地说,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2]这个定义能否成立,可以留待学术界来讨论,也可以留给我国的社会学实践来检验。我们不必武断《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设计的社会学对象就一定是最佳的、唯一正确的,但是该书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

 

社会是在发展中存在的,社会的一切问题也都是在社会运动中产生和存在的。《新探》一书正是紧紧把握住这个基本事实来立论的。当然,其他社会科学也都研究社会运动,但是社会学有所不同的,是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运动。《新探》把它设计为研究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其他派别的社会学,或研究社会行为,或比较社会,或研究社会调查方法,或研究社会问题等等。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共性标志,难以成为恰当的社会判别标准。

 

《新探》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方面立论,确认应该把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着眼点,这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在实践上也是符合事实的。作者以我国社会发展为例,具体分析1957年至1959年期间,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阐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3]。把这种对象理论贯穿在社会学之中,就使社会学的历史方面和实践方面的研究,自然都为探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服务。这样就把社会如实地作为一个历史的现实的系统来对待,从而避免了任何片面性。例如,作者剖析了那种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主张,指出:“不论是从孔德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也不论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由于研究人的社会行为,而是由于回答当时历史地突出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有关问题。”[4]这种分析符合社会学从产生至今的实际情况。西方社会学家,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弊病,但却又不能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并且去探索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与机制,这是事实,并且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自其诞生以来150年间得以存在的基础。自孔德、斯宾塞等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到涂尔干、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者,实际上都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以各种不同方式,围绕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来谈论社会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则站在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立场上,来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总之,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好,都承认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但又都不停留在社会问题上,而是透过社会问题去研究社会运行与发展,目的都是为使社会获得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所以“作为时代的实践要求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5]。《新探》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出作者始终遵循着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路:“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我们今天来建立、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不正是应该突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需要吗?新技术革命这个世界大背景,处于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不都应该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根据吗?

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这无疑是社会学最重要的方面。《新探》一书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论,成功地找到了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这是郑杭生教授社会学理论非常有价值的方面。

 

作者根据历史和现实社会状况的详尽考察,说明“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由来已久”[7],肯定了人们从一定的价值取向或理论取向出发,对客观的社会运行过程或状态作出区分和评价,确认社会有不同的运行类型。社会既然有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以及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那么社会学无疑就应该立足于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这正是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不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此,15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难道不也是力图通过消除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吗?当然,在本书中作者重点是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此着重从分析我国的社会状况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作者较成功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学怎样为我国社会服务的角度。“这种角度,便是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帮助人们用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是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最主要的途径。”[8]这对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要使人们真正承认社会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有益作用,必须通过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找到这样的结合点和角度”[9]

 

《新探》一书通过把社会学对象确定为“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论,使对社会学为实践服务的结合点与角度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其对象的社会学。所谓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角度为社会服务,也正是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角度看问题和为社会服务。这样一来,按照作者所构想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就在原则上找到了我们的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和途径。应该说这是当前我们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迫切的问题。

 

那么作者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独到见解。在理论上,作者探讨了九个直接关系社会良性运行的正向方面,即人的社会化(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怎样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角色(社会对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社会互动(人之间的依赖性行为)、基本群体(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人们的合成体,它怎样维持社会、稳定社会)、社会组织(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形式)、社会流动(个人社会地位结构或职业地位的改变)、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体系或系统)、社区(有条件的人类生活群体)、社会变迁(社会整体的变化过程)。作者还研究了三个直接关系社会良性运动的反向方面,即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偏离行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和社会控制(对偏离行为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活动的控制)。我们无须对这些内容作更多分析便可以看出,社会学从理论上为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服务的天地是多么宽阔。这一部分内容使我们感到很有生气,很有现实感。

 

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作者解释为“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10]。这样就把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方面具体化了,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实践二者的结合点。作者在理论上对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正向分析、反向分析都可以在实践上体现在上述三大系统及其各部分、各层次中。不论人们是否同意接受郑杭生教授所确认的社会学对象,我们至少可以说,本书的这种设计对社会学怎样为社会实践服务,找到了可以接受的社会学角度。就是作者说的“社会学主要地正是通过提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一种与人人有关的社会学角度,为社会实践服务”[11]的。这是令人信服的。

 

结合研究怎样确认社会学对象与其为社会服务问题,《新探》一书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作者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的实际,提出问题和力图做出回答。“为什么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大部分时间处在有障碍的常态运行状况,甚至陷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恶性运行,而真正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呢?”[12]这样的问题提得是恰当而且深刻的。用社会运行与发展观点来看待我国30多年以来的社会状况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社会学角度,显然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甚至是本书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作者按照所设计的社会学对象找到了社会学为我国当代改革服务的角度。

 

改革无疑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社会任务,它要解决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当今我们一切正常的决策、观点都必须以改革统一起来。所以某种社会学对象理论能不能尽其可能最好地为改革服务,应该是判别这个理论的重要标准。《新探》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在于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国社会从目前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进化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避免退化到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不幸局面。”[13]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就可以自觉地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体制改革怎样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协调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之中,又可以再深入具体地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什么样新的、能指导人们实践的、彻底的、有说服力的理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们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与之一致和协调;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们抛弃什么样的与改革不适应的传统观念,树立什么样的新观念。其他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和良性运行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家庭和家庭关系的建设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总之,作者没有孤立地看待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把改革纳入到社会运行的总体背景中去看待。从社会学角度看,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关系方面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和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失调,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改革服务,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社会学角度”,这样才能使我们重建和发展中的社会学显示出其生命力和价值。

 

郑杭生教授说:“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好像一把钥匙,既打开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之门,又打开了人们正确看待社会生活的思想之窗。”[14]读过这本著作之后,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不空洞的,作者从社会学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可以认为,全书从这三方面构想了宏观上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又具体地探讨了微观上怎样保证和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本书不是社会学原理,因此当然不能也不必全面阐述上述问题,但是作者的研究不仅对社会学的对象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索,而且也启发我们从研究对象着眼去思考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去思考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

 

社会学既然是从研究对象开始就是歧义甚大的一门学科,我们也就很难期望它会在短时期内统一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发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学术的正确指导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去对待学术,相信我国的社会学是会健康发展起来的。郑杭生教授谦虚地说自己一是开个头,二是抛砖引玉,引起和促进讨论,把自己的著作作为“靶子”,说“本书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提出问题”[15]。这是科学的态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中更需要的态度。

 

科学发展史证明,争鸣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对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容易纠正。我国的学术极少有学派,地质科学是少数例外之一。我国的地质科学并没有因为哪一位地质学家是权威,甚至有国际影响,就对他的地质学理论一边倒。相反,各种理论、观点在讨论中前进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的地质学形成了学派,并且实践证明,我国的地质学获得了积极的健康发展,各派都对地质学理论和地质科学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该由此受到些启发,在科学发展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成不同学派的中国社会学。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理论及其原理体系,在较全面总结、考察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应该是极有特色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新的一派。相信他的理论以及这一派社会学家会在与其他理论观点的友好讨论切磋中,对重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社会学做出贡献。

 

读过全书后,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杭生教授的这部研究著作,对社会学对象的研究带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看清了以往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与不足,并且对在我国建设、发展社会学提出了建设性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部著作对社会学对象研究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且,作为提出若干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好,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也好,都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总之,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已远远不止于作者设计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作者郑杭生教授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又由于在英国工作两年,熟悉当代国外社会学进展情况,并对社会学自孔德以来的历史做了详细考察,所以使人清楚地感觉到这部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论证、历史考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是难能可贵的。相信无论学术界对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研究持什么观点,抱什么态度,是赞成也好,是批评也好,都一定有利于在我国重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1]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同上书,1页。

[3]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同上书,49页。

[5]同上书,19~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8]同上书,14页。

[9]同上书,15页。

[10]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1]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2]同上书,124页。

[13]同上书,129页。

[14]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5]同上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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