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金洪 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 ——《社会学概论新修》述评


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

——《社会学概论新修》述评

钟金洪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作者现为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

 

自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以来,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同类书籍已有数十本之多。新近由郑杭生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以下简称《新修》)是《社会学概论新编》的修订本。就主导观念和整体框架结构而言,两者基本相同,但《新修》更注重于从理论上概括我国转型期的若干重大实践问题,更具中国特色。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真可谓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而《新修》却以全新的视角,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独特对象。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全新观点。《新修》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探讨了确定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根据。由于受到教材体例的限制,书中未能充分展示作者在探讨这一问题上的全面性、具体性,但其主编的另一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可以视作其在这一类研究上的深入性之佐证。

 

二、框架结构合理、逻辑严密

从框架结构上看,全书五编二十章,结构合理,内容系统。第一编从总体上论述了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社会的特点、功能,考察社会的三种角度,文化与社会运行以及评价社会运行的原则,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也是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之一。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分析社会运行,以“人的社会化”作为逻辑起点,到社会的整体变迁与社会现代化,体现了对社会运行的“细胞”分析与“骨骼”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第四编考察了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及社会自我保护调节机制(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第五编叙述了社会运行的研究手段,并把“社会指标”单独列章作为本编的一个部分,突破了仅仅把社会调查基本方式、方法看作研究社会运行手段的模式。从逻辑上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观点贯穿并渗透各编章,各组成部分之间关联性很强,环绕主导观念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三、理论性强

《新修》在总体理论、中程理论的概括和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三方面都是同类出版物中最具理论性的著作。总体理论概括集中表现在第一编中。例如,在论述社会运行目标、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的关系时,认为“社会目标一旦确立,所有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将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被建立起来……社会运行目标对社会运行机制起着导向的作用……社会运行机制建立之后,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发挥其功能……这些机制在结构上应该是耦合的、相互补充的,其协调中心,就是社会运行目标”(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46~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这段文字,论述对象之间关系清晰、层次分明、递进关系紧密、表述准确、理论概括度高,用较为简洁的语言从整体理论的高度把社会运行目标、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理论性的说明。在中程理论的论述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深度,例如,把家庭、婚姻与性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的中介”,与这一“人类初级生活圈”相联的是众多的相关事物或支持系统,这些“外在物”(爱情、年龄构成、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等)既界定着“初级生活圈”的范围,又作用于它的运行。在众多的关于家庭婚姻研究的著作中,笔者尚未发现类似的论述。可以认为,对于这个社会学研究范围内人们最熟悉而又讨论最多的现象,本书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它及影响其运行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表述,而且相当具有新意。此外,《新修》还引入了许多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概念,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学意义。如“机制”、“动力”、“向度”、“深度”、“广度”、“频度”、“维度”、“刚性结构”、“弹性结构”、“社会转型”、“转型效应”等,并引申“文化丛”概念的分析方法,进行“概念丛”的分析。如“动力运行机制”概念丛,以“动力”概念为中心,由动力源(包括原生性和次生性动力)、动力主体(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动力层次的动力主体)、动力传导媒介、动力方向、动力储存体、动力源开发、动力培育、动力分配、动力转化、动力监控、动力反馈等“动力质”概念组成,这些“动力质”概念在内涵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刻性、理论性,各概念之间又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互补性。在“度”概念丛、“性”概念丛的分析中,同样显现出上述特征。这些概念的引入和颇具新意的阐释,表明《新修》的作者在基本概念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更有意义的是为社会学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评价各种西方社会学理论

《新修》作者在分析、评价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始终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性与党性相统一的原则。例如,在叙述西方各种分层理论和分层标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尽管其形式多样,但采取多元分层标准是其共同实质,其结果是分层地位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分。进而又比较了两大分层理论在分层标准的指导思想、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强调“我们对西方分层理论绝不能随声附和、盲目照搬,更不能盲目赞同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已经过时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2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同时指出,应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分层研究的概念、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在我国,由于诸种原因,社会学是受西方思潮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新修》所持的态度,为我们合理地借鉴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新修》进行理论阐述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作了专门分析。如转型时期的代沟现象、初级群体、组织机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设置、社区的协调发展、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等,对我国改革时期因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社会“阵痛”现象从理论上做出了解释。例如,在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调整社会分层结构进行分析时认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应“缩小各分层地位之间的相关度,使各种分层标准相互独立,从而提高社会结构弹性”(同上书,308页。)。从这一思路出发,在具体调整过程中应遵循两项指导原则:一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幅度要考虑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二是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应与社会发展方向协调一致。根据上述原则,在调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时,应削弱世袭性、继承性或违背社会法规而导致的积累性关系,保留和加强基于自获性基础的,与个人知识能力、成就相联系的地位相关性。针对当前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社会不公现象,要求“把社会均等确立为当前我国社会主导性平等原则,并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诸如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困扰我国改革大业的社会问题”(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2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上述主张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制定调整社会分层的具体措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新修》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某些提法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如在论及激励手段时,把社会资源划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类,与此相对应,把激励手段划分为“功利型”和“符号型”。这样的划分既不合乎逻辑,又容易引起误解。二是个别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如将社会设置的婚姻定义为“个人之间按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来组建共同生活”,这个概念的意义比较含糊。此外,由于该书为集体之作,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较为明显,某些内容有重复现象。

 

统而观之,《新修》是一本颇具中国特色,且有相当独创性和理论深度的社会学教科书,也是国内同类书籍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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