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郑杭生思想评介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郑杭生思想评介

· 杨敏 ·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作者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杭生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发展的探讨,展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过程,将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又一思考空间逼入了我们的意识前沿。笔者以为,郑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作了独具一格的系统分析,更耐人寻味的也许还在于贯穿或隐含于其中的学理构想和蕴意。这些构想和蕴意既牵涉到当今社会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关系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进展和未来,因而尤其值得深思。本文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当代世界社会学的总体发展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激烈论战,西方社会学中各种思潮和学派在学理、论点和方法上的优势以及偏颇都较充分地表现出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界的一批新秀(亚历山大、吉登斯、布迪厄、埃利亚斯等)积极策动了对传统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和批判,力图摆脱现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种种困境。对社会学中流行已久的当然预设(如实证主义、经验原则、二元对立方法等)的质疑,对学理源头的回溯、对元理论和元方法旨趣的回复,成为这些学者开发创新思维、构造“新社会学”体系的学术尝试。在我国,已历百年沧桑的中国社会学,经重建后20余年的推进,自省和前瞻意识日趋增强,理论与方法上原有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更加突出,从而加速了成熟化过程。国际和国内社会学领域出现的上述趋向,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总体性和一致性。可以说,郑杭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及其前景等重大问题的提出,所阐述的观点和立场,显然是其对当代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深究和回应。

郑杭生先生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大世界事件——社会学本土化。虽然没有社会学本土化,没有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一种作为全球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绝无可能,但至少其普遍的、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也会因此而大大削减。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学本土化和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学的基本面貌。然而,“无论在世界还在我国,系统地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专著还很少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6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而且,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非欧美社会学,至今在世界级的社会学史名著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这一探讨使这类“问题性”呈现出来,使得对非欧美社会学的边缘处境的思考不能再推延下去。

 

如果说社会学是发轫于现代化进程的一门新兴人文科学,那么,社会学本土化则是这一进程的全球扩展所激起的、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所以,对现代化的理解,逻辑地规定了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和框架。我们面对着两种极为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一种是欧美现代化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形成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与此相联系,也存在着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两种不同的叙述和阐释。

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其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变迁,现代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性状和特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感,使二元对立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图式和方法。这一点在孔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大师的理论中清晰可见。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重要预设是“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德里克所言:“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1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一预设曾经主导了现代化以来的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向边缘区域扩散和复制的过程。按照这两大预设的逻辑,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无关的、学术“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的实际过程挑战了欧美现代化理论的两大预设。首先,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互动的产物。其次,这种世界性的互动过程形成了纷繁多样、形质各异的本土社会学,使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渊源和意涵,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学术现象。显然,以二元对立图式和欧洲中心主义为预设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合理地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现象。

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理论逻辑上和现实上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根据郑先生的观点,新型现代化理论“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不像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他还认为,传统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他对现代化过程的这种新认识,贯穿了社会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方法原则,各国现代化被理解为各具特色的发展过程,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使社会学本土化的合理叙述和阐释成为可能。笔者感到,也许正是基于这类学理构想和寓意,郑先生别具一格地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性状与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是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过程。“地区性”和“世界性”分别标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郑杭生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反复指出:社会学本土化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一种现象,它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73334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前,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还局限于世界某些地区(如中国或墨西哥),是一场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本土化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同上书,13页。)笔者感到,这一宽广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学包容、超越和创新的特质,以及作为一种各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社会知识系统的价值意义。

社会学本土化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发展的初期。“社会学自1838年在法国产生后,短短几十年里便传播到法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同上书,57页。)地缘的便利使欧洲一些国家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摇篮,培育出了最早的一批本土社会学家,如意大利的帕雷托和德国的韦伯等。约19世纪后期,社会学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产生了一大批本土社会学家(如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帕森斯,墨西哥的加米奥,智利的本国科里诺,日本的健部遁吾、铃木荣太郎等)。在当代,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趋势仍在强化。如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在欧洲,一批对美国经验社会学的褊狭与肤浅深感不满的英法社会学家,正在推动一场回归本土社会学和重建社会学的运动。显然,没有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的结合就没有社会学本土化。

社会学本土化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过程。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也表现在非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如美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流派(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理论等),拉美的“内部殖民主义”、依附理论,中国的小城镇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研究等成果,都是在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土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社会学本土化是非均衡的发展过程。郑先生有关社会学发展的“强势”与“弱势”的分析表明,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和扩张,欧美社会学很快突破了其本土性和地区性,成为影响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主流;非欧美社会学则由于传统文化的局限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长期在本土化阶段徘徊。他揭示出,各国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和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学本土化的非均衡发展及其具体内容。正是在这种非均衡发展过程中,社会学获得了自身的多样性,形成了世界社会学的结构、体系和势位,塑造了各国社会学彼此包容、传承与互动的学科资质。

 

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和具体发展过程的视野下,才能使理解世界性学术现象成为可能。郑杭生关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空间,凸显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互动、全球传播与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总体性意义,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实质。

(一)社会学世界格局

“在世界社会学变迁史上,社会学本土化发生在与社会学学科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之中。”(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6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从作者的这一论点可以领悟到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形成机制。社会学本土化最初在欧洲诸国得到推进,后又在与欧洲文化同源、社会同质的美国迅速发展。至此,欧美国家或地区社会学的学科主体基本成型。二战前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中心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在“后发”国家或地区,20世纪初期出现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二战后对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的质疑与批判的学术思潮催动下更趋强劲。在对本土现代化道路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中,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社会学的学科个性日渐成熟。与此同时,社会学学科的国际性对话与交流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与分化过程促成了社会学的世界格局。

郑先生的“社会学世界格局”引入了结构概念。在对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进行观察时,文化同源、社会同质的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可概称为“欧美社会学”,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则可称为“非欧美社会学”。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是构成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两大基本结构要素。

“社会学世界格局”预设了“势位”意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在“格局”或“体系”中居不同势位。从对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影响看,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拥有优势的欧美社会学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所以,“势位”也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的存在。

(二)社会学世界格局与社会学的发展

由上可见,作为一种体系现象,社会学世界格局是各结构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象征。在这一特定的格局下,各结构要素以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方的变化都有改变他方的可能。郑杭生的分析表明,不仅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社会学产生了重大作用,非欧美社会学也对欧美社会学发挥着日益增强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学毕竟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学术上的“早发”使欧美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颇为丰富,他们对欧美社会的研究,方法上亦日趋标准化和规范化”(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19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使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非欧美社会学虽为“后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是成果斐然。有些成果不仅促使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对实践中的“欧化”或“西化”倾向也起到了某种遏阻作用。郑先生通过“运动型”和“非运动型”的类型区分,展示了非欧美社会学发展的自觉意识和特殊方式,又通过“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社会问题解决型”、“修正—创新型”的类型推演,透析了非欧美社会学的成果及其持久的学术价值。

非欧美社会学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美社会学对自己的漠视,促进了强弱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意愿与行动,因而增进了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这对造就社会学的多样化个性和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格局或体系中,社会学改变了原有的单一和僵硬模式,获得了异彩纷繁、形质多样的特征。郑杭生的思想表明,格局或体系具有建构意义。从微观角度看,格局或体系一旦确立,便对其结构要素的性质、地位、特征及发展形成影响,并对各方的互动关系有所确定。同时,微观层面的变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宏观层面,塑造着体系结构及其变迁。所以,格局或体系又是被建构的。随着非欧美社会学走出本土化趋势的增强,社会学世界格局或体系的变化将在所难免。

(三)社会学世界格局思想的意义

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具有多方面的认识和方法意义。

首先,显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产生和存续的逻辑前提与必然性,表明了社会学是一种全球传播和积累、具有普遍共享性的社会知识体系,揭示了各国社会学之间融通互构、碰撞冲突的关系与过程,肯定了各国社会学对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突破对各国社会学进行优劣比较的局限。

其次,揭示了各国社会学发展的深层意涵。在社会学世界格局这一世界性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其发展都是对社会学全球扩展的积极回应。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回应方式的独特性,因而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乃是势所必然。这就说明了本土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在发展过程上的必然性和方略上的合理性。

再次,展示了世界社会学的总体进步趋向。社会学的本土性—地区性—世界性以及社会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并非欧美社会学所独有的发展现象,而是对各国社会学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随着知识的累积和学科的成熟,各国社会学必然超越本土和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各国社会学(包括非欧美社会学)将显示其各自的学术价值,汇入世界社会学知识系统之中。这就预示了欧美社会学的“元叙述”、“元话语”特权的变迁,世界社会学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深邃前景。

 

从世界社会学变迁和世界各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开阔视野,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观察、评价和展望,是多年来郑先生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的分析说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笔者以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郑先生多年来思想脉络的根本。

(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

郑杭生先生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即使外来的社会学发生转变,使之在解释、说明、应用等方面适合中国的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派或特征。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要具有表达自我的能力和地位,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二是中国社会学要能够从世界和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相依不离的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是以社会学的中国化为前提的”,中国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参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31011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郑先生用具有经典意味的四句话概括了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同上书,4页。)

这一概括融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体,凸显了中国社会学纵向发展的主要意涵,既是百年轨迹的凝炼,更是未来前景的瞻望。这一概括表达了中国社会学不同流派和众多社会学家相似的精神底蕴与共同的学术追求。无论是本土化初期的乡村建设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社会学重建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学院中的社会学研究”和“现实中的社会学实践”的两大潮流,尽管在思想观点、研究取向、视角方法、风格气质上彼此殊异,但相同的精神底蕴与学术追求使它们同属于中国。这一概括还表征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化域”——本土化和国际化——在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体性和相互整合关系。首先,中国社会学必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精华和现实社会沃壤之中,锻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这是积极建构自我身份和地位、自立于世界社会学界的首要基点。其次,中国社会学还必须正确对待世界社会学的共有知识遗产,承认和接受社会学的共同发展策略和目标,重视对普遍有效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方法的吸取和借鉴,以便使自己与世界各国社会学同在一个意义框架中,在共有的知识尺度和学术准则下开展对话、交流和互动。这是中国社会学走出本土、迈进广阔的国际学术空间的必要前提。

从这些论述可以体会到,中国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在眼界上超越本土,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为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理论与方法

马尔科姆·沃特斯认为:“社会学的理论之所以会有一套共同的、却留有自由发挥余地的研究规划,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份统一的理论遗产,虽然那不是一份完全统一的遗产。”([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这一评论也应当包括社会学方法。自社会学创始以来,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学知识是不同流派社会学家的共同追求,这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成为社会学中最具活力和前沿性的经典研究领域。

郑杭生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视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灵魂”和“基础”(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本土化》,40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并认为“当今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同上书,前言5页。。这充分表明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对自我本质的定义、个性和风格的塑造、势位与处境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根本依托的。本土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一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焦点。如社会运行论、小城镇理论、社会转型研究方法、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社会分层与贫困现象测量、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方法、抽样调查和问卷法的新探索等等,都是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建构过程中的大事件。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史,也是本土理论的视角、概念、范式、基本框架不断推陈出新,本土方法不断提炼修正的发展过程。

郑先生认为,理论研究的突破是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之一(参见上书,259页。),其中“极为重要”、“需要解决”的是经验研究—理论建构问题(参见上书,263页。)。这一看法触及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症结,也涉及社会学的一大“元问题”。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认为,“没有理论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一个确实的观察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它首先要有某种理论的引导,并最终为这种理论所解释”(转引自[德]彼得·阿特斯兰德:《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9~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孔德还认为,社会学应当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性和精确性,经验材料是社会学知识的根本来源,理论必须由经验事实检验或验证。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孔德的理论指导—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深意和复杂性日益显现,并导源出不同社会学流派和研究策略的严重分歧。郑杭生的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问题。一方面,经验研究必须走出对社会性状的现象描述或表层探讨,提高研究效益和学术水准。为此,强化经验研究中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意识具有根本性意义。另一方面,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离不开“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大量的经验素材。经验研究能不断深入社会实际、发现社会问题、寻找原因和对策,从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发挥社会学理论原创力提供坚实基础。参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65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这些都说明,调整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弥合经验研究与理论构建之间的断裂,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郑杭生对经验研究—理论构建的讨论,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学某些现状以及未来趋向的关切与警示。

如郑先生本人的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具有“二重性”:它是探索的、创新的,因而具有某种学术价值;它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只是初步的,有待完善和充实。(参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6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笔者以为,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郑先生的思想传达了一个信念——随着新世纪的展开,中国社会学在进一步崛起。通过丰富自然内涵、“创造特色”、提升品位等一系列积极的建构,中国社会学可以赢得未来。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