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曙 师恩浩荡十二年


师恩浩荡十二年

——深切缅怀我的老师郑杭生教授

 

张兆曙

 

2014119晚,我与往常一样,跑完步后到办公室写点东西。大约到九点半左右,师弟方劲急匆匆地跑过来,沉痛地告诉我,同门的方舒传来噩耗,郑老师去世了。我的大脑顿时一篇空白,在惊愕与恍惚之中,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最近几个月,我和郑老师多次见面,没有任何征兆,老师一如既往的健康,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7月份的武汉年会上,郑老师做了《学会、学术和学派》的年会致辞。会议间隙,郑老师告诉我前一天的聚会很热闹,可惜我没赶上,要我一定参加8月份在兰州举行的社会发展高层论坛。8月底,我如约参加了兰州会议,郑老师在会上有两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说他的很多学生都已经退休了,他还在学术界蹦去蹦来;二是他称赞刘敏教授把他定义为“老一点的社会学家”,而不是“老一辈的社会学家”。

9月份,我参加了六部委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社科骨干研修班,期间我打电话给郑老师,希望约个时间去看望他和师母,最后定在97日晚上。7号下午4点左右,我赶到人民大学,郑老师刚刚从外面回来。在郑老师的办公室,他很详细地给我讲基金会的运转情况,《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的创刊和办刊工作。交谈中我深感其中的艰辛,尽管基金会和学术期刊得到了很多外界的支持,但是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依靠郑老师多方奔走才能维持运转。不过,郑老师还是很有信心地跟我谈及未来两年要做的事情和初步设想。我们一直谈到5点半,郑老师问晚上喝什么酒,可以从他那里带几瓶过去。我告诉他带了两瓶白酒,郑老师很豪气地调侃说,你准备地太少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郑老师不再像以往一样按“郑氏规则”“科学”喝酒,仅仅让我给他斟了一两左右,说中午已经喝过一次。晚餐吃得很高兴,在座的有央财的杨敏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的李怀教授、人大的锁成兄等。郑老师突然对酒量严格控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仅仅以为是郑老师当天太累。

926我在中央党校的培训即将结束,道勇师弟召集我、家亮、平清、中翔、锁成等几个同门再次与郑老师聚餐,当天吃的是郑老师最爱的浙江菜。席间,气氛热烈,郑老师兴致很高,为我们每个人的进步而高兴。唯一的变化是,郑老师戒酒了,只要了一小杯,以便我们敬酒时闻一闻、舔一舔。我有些吃惊,郑老师爱酒,在圈子里是很有名的,怎么一下子就戒了呢?但是我还是没有往郑老师的身体上想。恰逢我也戒烟成功,所以还与郑老师探讨了戒烟和戒酒的心得体验。

10月份我回到学校之后,杭师大的卢福营老师问我郑老师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此时,我才把郑老师戒酒与他的身体状况联系起来。从卢老师那里得知,9月中旬(我与他9月的两次见面之间)郑老师带着学生到临安做调查,调查期间郑老师的儿子一直陪着,并告诉冰洁,郑老师7月体检时在体内发现了癌细胞。尽管这个消息来源十分可靠,但我仍然将信将疑,认为情况大概不太严重,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否则一个罹患癌症的老人,怎么可能密集地四处奔波,开会、讲学和带队调研,甚至在此期间还曾爬上华山之巅。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进一步求证,也没有告诉身边的同门。仅仅在1023日与郑老师通了一个电话,问及他的身体可好,郑老师很轻松地告诉我,他身体很好,接下来要分别前往杭州、武汉和吉林等地开会。他乐观的口气让我觉得多半是误诊了。

万万没有想到,短短16天之后,竟然传来郑老师仙逝的噩耗,23日的通话竟然成了我和郑老师最后的联络。尽管我不愿相信,但理智告诉我,郑老师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一群他用尽全力庇护和提携的学生。当我从惊愕恍惚中清醒过来,顿时泪流满面,悲痛万分。进入郑门之后的十二个年头,一幕一幕地回放,定格下来的都是师恩。未有任何回报,恩师竟已仙逝,魂归道山。郑老师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能够战胜所有的困难,却无法战胜疾病!

我和郑老师的师生缘分开始于20025月,当时我刚硕士毕业,初为人师,职业人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年年初,我的硕士生导师夏老师告诉我,华中师大要办一个《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的会议,要我投稿参会。对我来说,参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机回母校看看老师和朋友。那次的会议盛况空前,学界大佬云集,会议的召集人就是郑老师。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学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社会学政治学学科评议组的组长、教育部教指委的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组长。对于读着郑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进入社会学门槛的青年学子来说,他的学术身份实在高不可攀。能参加郑老师召集的会议,有机会合影已经十分难得。不料,夏老师竟把我带到郑老师身边,将我介绍给郑老师。也许是我在他家乡工作的缘故,郑老师很亲切地与我握手,大致问了些我的情况,并勉励我好好工作。我和郑老师的初次接触,即能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期待。等我真正成了郑老师的入门弟子之后,总能时时体验到他鼓励和扶持年轻人的特殊情怀。

进入2002年下半年之后,我隐约感觉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定型了,于是开始筹划考博。在征求夏老师意见的时候,她建议报考郑老师的博士,并说有机会帮我推荐。大概在隆冬时节,我冒昧地给郑老师发了一份邮件,表达了想报考他的博士的愿望,并坦承自己知识结构上的某些缺陷。很快收到郑老师的邮件,回复很简单:1.欢迎报考;2.他在人大和华师两所学校招生,建议报考华中师大;3.能够意识到不足说明还有希望。就这样,我在2003年秋季得以重回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正式入室“郑门”。但是,我的人事关系并没有脱离浙江师范大学,这为日后郑老师对浙江师大社会学的鼎力支持埋下了伏笔。

我总是记得博士阶段第一次师生见面会的情形,当正式的师生会面结束,其他的老师离开之后,郑老师又把我们三个同门叫到办公室,叮嘱了三件事情,要我们尽力做到。第一件事情是讲“笨鸟先飞”的治学要求,要把自己当“笨鸟”。第二件事情是讲“1”和“0”的关系,身体是“1”,成绩“0”,没有“1”,所有的成绩都归零。第三件事情给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即同学、同事之间“可以说自己如何如何好,但不能说别人如何如何差”。其中,“1”和“0”关系,郑老师讲得比较多;后来听说第三条实际上是他在人大创系时定下的原则;“笨鸟先飞”的故事好像讲得比较少,我一直以为是专门对我这种资质愚笨的学生讲的。可以告慰郑老师在天之灵的是,我一直牢记“笨鸟先飞”的告诫。这一点在浙师大社会学的年轻队伍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学院办公楼每天最晚熄灯的永远都是社会学教师的办公室。

郑老师的主要精力属于人民大学,华中师大的学生一年之中大概只有两、三次当面指导的机会,其余只能依靠电子邮件进行沟通以及第二导师的指导。但是这并不妨碍郑老师在学术上对我的影响和提点。郑老师的指导相对宏观,思维上有些逼迫,形式则比较宽松。我的博士论文一直是在他“更多的摇头”和“偶尔的点头”之间完成的。在博士论文的谢辞中我曾写道:“郑老师从不拘泥于呆板的教学形式,常常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不经意间带我走出思维的“死角”,用睿智而简单的话语使我在理论的缠绕中“绝处逢生”。在这种“授人以鱼”同时又“授人以渔”的传道方式中,学生每有新的收获,郑老师总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总让人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关切。”记得博士论文盲审的结果还没公布,郑老师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论文盲审的情况很好。我真的没有想到,郑老师原来如此在意学生取得的成绩。

在博士学习期间,受工作单位领导的委托,曾经邀请郑老师到浙江师大讲学,时间是20045月左右。在学术活动之余,我陪郑老师和师母游览了金华的双龙洞和诸葛八卦村。郑老师祖籍浙江,但是由于浙江社会学的发展相对迟缓,郑老师竟然鲜有到浙江出差、开会和讲学的机会。所以这次浙江之行,郑老师很高兴,讲了很多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家世,也勾起了郑老师的家乡情怀。此后的很多年,郑老师到浙江次数明显增加,每年都有很多次到杭州、金华、温州等地调研、开会和讲学。

2005年的时候,我们学院的院长卢福营教授要我询问郑老师,可否担任我们学校客座性质的外聘教授。我记得跟郑老师前后谈过三次,第一次他没有明确的态度,似乎觉得浙师大社会学的家底有些薄;第二次提及此事的时候郑老师仍然没有表态,但隐约感觉态度有所松动;第三次是在庆祝他70大寿举办的学术会议期间,趁老人家高兴的时候再次提起,郑老师终于答应下来。紧接着在9月份安徽举行的社会学年会上,我陪卢院长一起在合肥与郑老师见面,正式面谈聘任事宜。正式的聘任是20066月,郑老师的职责是帮助我们推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从此,浙江师大社会学与郑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浙江师大的社会学建制隶属法政学院,当时有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和一个社会工作的本科专业,建系时间只有3年。我们的师资队伍号称有20人左右,但专职教师实际上只有6人(即社会工作系教师),超过2/3的人员是从其他学科整合进来的。学院院长卢福营教授担任学科负责人,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担任学科秘书,主要是跑跑腿、写写材料、张罗大家聚餐之类的琐事。中间也曾做过一年半的系主任,因为受不了学校教务部门的瞎折腾,坚决辞去该职。基于我与郑老师的师生关系,学科建设的事情卢院长一般会指派我与郑老师进行沟通,听取他的意见或者请他提供帮助。由于专业化程度较低,基础薄弱,且地处金华这样一个非省会城市,那时我对浙江师大社会学的前景是很悲观的。郑老师深知,单凭这点家底,要建成一个像样的学科平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在推进我们的学科建设方面,首先是从培养年轻人入手的,强调只有年轻人不断成长,学科才能壮大。为此,郑老师分别在人大和华中师大将方劲和李棉管招为博士,亲自指导,并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成长条件。同时,郑老师还主张不断补充年轻队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先后引进了林晓珊、陈占江、辛允星等近10位年轻教师。这期间,学科负责人卢福营教授因夫妻分居于2010年调离浙江师大,另一位同事也随后调走,但社会学的队伍仍保持着较大的规模。

在科学研究方面,郑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要有全国性视野,不要满足于省内特别是校内的一亩三分地,争取更多的老师从地方性学者成长为全国性学者。郑老师始终在利用他的学术资源奖掖我们的年轻老师,参加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开展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推出更高层次的学术成果。特别是郑老师的基金会成立之后,每一年都资助我们的年轻老师进行学术交流。《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创刊之后,郑老师又吸收了我们的两名年轻教师协助担任责任编辑,使他们有机会体验编辑的眼光和学术判断。在郑老师的大力扶持和提携下,浙江师大社会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年轻人的成长使我们的家底变厚。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学科平台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增列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学科(B类)”。记得当时省里给浙江师大2个增列指标,文理科各1个。文科的1个指标竞争很激烈,郑老师为此专门给我们学校的领导写信,强烈建议将社会学增列进去。加上卢院长的积极争取和社科处郑祥福处长的力挺,最后社会学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指标。要知道,浙江师大的社会学刚刚起步,本科招生不过5年的时间,校内很多学科对社会学被增列为省重点学科分外眼红。

正是因为郑老师对年轻人的大力推动和提携,当学科负责人卢老师和另一位学科骨干调走之后,我们仍然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获得了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浙江省十二五重点学科。从整体上看,我们社会学现在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年轻教师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学术成果的数量和水准都大幅度地提升,甚至我们学科最薄弱的定量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起色。浙江师大社会学因年轻老师的成长也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晓珊在消费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两个领域、陈占江在环境社会学和费孝通研究两个领域已经颇有知名度,辛允星也日益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和风范。

卢老师于2010年调走之后,我无奈接下了学科负责人的担子。由于我谢绝了任何行政上的职位,使得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失去了行政权力的直接参与。社会学的发展突然变得艰难起来,学科建设的很多想法都不能实现。每年年终的时候,我都会向郑老师报告一下社会学当年的发展状况,郑老师可能也感受到我们社会学在学院和学校环境上的变化,一方面对我们学科能够于逆境中取得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总是宽慰我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目前的困难。他总是说,一个学科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发展得好,很容易垮下去;如果学科成员特别年轻成员整体性地发展,是阻挡不住的。郑老师知道我有离开这里的想法,他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但倾向于从学科的角度建议我留下来带一带年轻的队伍。我知道,这里面包含着郑老师对我的一份期待。

2006年以来,在郑老师的全力支持和提携下,浙江师大社会学从一个社会学的新兵起步,目前已经基本追上中国社会学的整体步调,并显示出可观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于我本人来说,进入“郑门”的十二年,时刻都能体验到郑老师对学生的关怀。郑老师带给每一个学生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奖掖和荣耀,但是面对疾病和死神却选择了独自承受。师恩浩荡,教泽流芳。作为郑老师的弟子,唯有以达观态度面对人生,以“笨鸟”精神从事学术,方能告慰郑老师的在天之灵。

从听闻郑老师逝世的噩耗开始,我一直如鲠在喉,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赴京送别郑老师之后,方有一种想要说出来的欲望。我希望这样的追思,能够表达对于郑老师的不舍。

希望天堂里也有社会学!

郑老师千古!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