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战刚 气和文轩 行道惠生


 

气和文轩   行道惠生

——沉痛悼念恩师郑杭生先生

 

 

李战刚

 

20141114日,是郑老师离开我们的第6天,导师正飞升在通向天堂的路上,而我们被留在地面,长久地伫立在北京的秋风中,遥望西天,幽远澄明,怆然泣下,茫然若失。

6天前,119日晚上845分左右,华东理工大学杨发祥教授突然打来电话,告诉说郑老师病危,问我是否知道。我很震惊,回答说不知道。放下电话,马上给经常在郑老师左右的几位师兄师弟打电话求证,但都是一片占线的嘟嘟声。正在焦急中,915分,发祥教授发来一条短信:郑老师已于900过世。惊闻噩耗,心,如失全境,天,如塌一角。

我和杨发祥教授乘10日上海虹桥起飞的最早航班匆匆赶往北京。仅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好像被牢牢地凝固在了空中,一动不动。在飞机上,我和杨发祥教授一路谈论郑老师,一半是悲痛,一半是茫然,一向健硕的敬爱的导师就这样永远地离来了我们,不敢相信,难以接受!

自从今年7月初毕业离校后,我这是第一次重返校园,但无论如何想不到是因为要与导师做最后的告别。位于人大科研楼4楼最里侧的郑老师办公室临时变成了吊唁堂,在导师的遗像前,我和同门师兄弟们一起,怀着沉痛而敬仰的心情精心布置,感受着导师在每一本书、每一件什物、每一个角落还在散发出的和合真气。我为导师书写挽联:

 

振铎五三载滋兰树蕙弟子三千遍宇内

著文数百篇揽胜阐幽社会五论启国人

 

丧翘楚功已成志未酬梵界从此添贤圣

哭先生鬓未秋身先死人间何处觅恩师

 

 

我和郑老师相识,一转眼已有9年。我们初次相见是在上海。大约是在2006年年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我经老朋友田毅鹏教授的推荐,以中华爱心基金会长三角社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间的一天晚上,我经亦师亦友的刘少杰教授邀请郑老师,去衡山路晴耕雨读轩品茶。在这个弥漫着茶香和书卷气的茶庄,经刘少杰教授、田毅鹏教授介绍,我有幸和沛然有儒雅气、浩荡持大家风的郑老师结识了。

郑老师当时正在国内筹建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说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并能否帮助他筹建这个基金会。因为中华爱心基金会的有关公干,我刚从香港回来不久,对有关社会组织在香港的备案注册的情况比较熟悉,我立即答应先帮助郑老师尽快在香港注册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然后再争取把这个基金会在国内落地。记得郑老师当时的反映是将信将疑,但我感觉,因为与郑老师的缘分,那天的茗茶真的令我两腋生翼、脚下生风。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2008年春节过后至9月,我和郑老师通过邮件、电话反复切磋基金会章程和未来的运作模式、未来发展,并三赴香港,在921日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由香港警务处发放的《社团注册证明书》,成立了郑老师自己的基金会——中华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协会(CHINA ZHENGHANGSHENG FUND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在第一次赴香港办理基金会备案手续时,郑老师矫健的步伐、比年轻人还要活跃的头脑及流利的英语、操作电脑的熟练程度,都让我震惊和由衷地钦佩。基金会积极参与了汶川大地震(2008)、玉树大地震(2010)的赈灾和几次西部儿童的助学救困活动,但由于基金会是境外基金会,在国内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受限多多,加上我尚在中华爱心基金会负责昆山花桥的基金会总部基地的大项目,不能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帮助郑老师,基金会并没有真正地运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郑老师又重新开始考虑在国内注册一个基金会。先是计划与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共同成立浙江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最终决定在北京注册成立一个基金会——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郑老师一边创造各种条件,一边等待着我负责的昆山项目告一段落。这一等就将近3年。记得在201012月末,我去拜访郑老师,谈到很晚,他留我一起吃晚饭,还自带了一瓶茅台酒,特意邀请了刘少杰教授作陪。席间,他深情地跟我说:战刚,在国内注册一个基金会是我最后一个心愿,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你,期望你再次为基金会的成立作出贡献

2005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有关志愿者、义工、基金会的实际工作。在这方面的实践中,对基金会的工作多有心得,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学系统知识,无法把实践中的感悟上升为专业性的理论思考,由此之故,渐渐产生了重返校园系统学习社会学的念头,而与郑老师的相识和他的鼓励,则使我的想法更加明确,目标更加清晰。经过认真地准备和严格考试,20119月,我顺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登堂入室,正式成为郑老师的弟子。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筹备工作在201012月份就开始了,我有幸和郑老师、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先生一起成为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从那时起,我就多次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经过准备(201012-20114月)、咨询(20115-7月)和审批(20118-10月)三个阶段,终于在1018日注册成功,拿到了基金会法人证书,帮助郑老师圆了他的心愿。这个基金会能够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注册成功,一切都缘于郑老师在社会、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巨大影响力和他数十年在为师、为学、为文、为人诸方面的积极友善的积累之功,而我不过是在这种定局下做了些资源整合及具体的操作性工作。从20117月开始,直到20147月,整整3年,我度过了与郑老师近距离接触的难忘时光。

承蒙郑老师的信任,在20145月毕业前,我一直担当基金会的秘书长工作,除了日常工作,每年我都会亲自联系并代表郑老师及基金会奔赴老少边穷地区为儿童送去一大批教育物资。从基金会成立到现在,在郑老师的领导下,基金会逐步走上健康成长和发展之路。3年下来,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受惠于学子学者项目的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以及青年学人达近200人之多!

郑老师为基金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反复告诫我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社会形象、社会公信力是基金会的生命,决不能有半点瑕疵;我看到郑老师不知疲倦地为各种事务操劳,担心他的身体,经常委婉地提醒他对于基金会的公益慈善项目可以在法规的规定范围内量力而行,不一定年年保持一致,但郑老师坚持说,既然定了,就要坚持到底;每当提起学子学者项目对社会学青年学者的资助,郑老师都会喜形于色,一边念叨着受助学校的名字,一边计算着受助者的数量,说再做几年这个项目就能覆盖全国所有的社会学院系了;每当提起幼苗甘霖项目对老少边穷地区少年儿童的支助,郑老师都非常开心,并对没有参加捐赠仪式表露出极为遗憾的神情……

年近耄耋的郑老师在为师、为学、为文的同时,还要拿出巨大的精力,亲力亲为做善事——领导和管理基金会,甚至还要亲自去主持学子学者项目,亲自去各地化缘。郑老师的慈善理念就是主张与人为善多做善事;对他人做慈善地理念和方式采取包容和宽容地态度,而对自己做慈善则是追求至善。郑老师这种主张,我理解并相信,这与他的任何爱好、愿望、需求、利益或结果都没有关系,而只是为了服从康德所说的内心的意志自由道德律令。郑老师在很多场合都指出善的四种境界,即向善之心,从善之意,行善之举,至善之境。郑老师肯定和包容他人地善心、善意、善举,则认真严格地追求自己的至善,即无人欲之私的最崇高的善,最完美的境界。在郑老师的善行中,我们可以读懂郑老师所追求地是超越感性存在的崇高和尊严。

慈善家有不同类型,郑老师是学者型慈善家,主要是依靠他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和整合各方资源的能力施善、提携青年学者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慈善家。这种类型的慈善家在当今中国绝无仅有,比之富豪型慈善家、艺术型慈善家等更具丰富性,当然也更加艰难,更具挑战性。中国更需要郑老师这种类型的慈善家,不仅能关注弱势群体,惠及民生,还能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用最崇高的善去启迪心智,引领时代。

记得在我拿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课程通知书时,郑老师曾预祝我在工作和学问上取得双丰收。在基金会工作方面,我不仅得到了更多地历练,还从郑老师身上学习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慈善家的卓越品格:关爱社会,致知践行;促进学术,推陈出新;立足现实,坚持不懈;扶弱益强,与人为善;施善感恩,与人尊严;多做善事,止于至善。

因为我毕业后要返回上海,我在今年5月初的基金会的理事会上正式提出辞去秘书长的职务,郑老师很理解并有条件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坚持让我留任理事,并担任副秘书长,还继续聘任我为中国人民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希望我能在上海继续为基金会的工作和研究做贡献。就在郑老师去世的前一周,我正在与郑老师故乡——浙江余姚的临县——德清的领导沟通一个与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但这些再也不可能向郑老师做当面汇报了。  

呜呼哀哉!有呼无应,每念及此,心中空落,潸然泪下。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毕业后第一次返回校园,竟然是来参加敬爱的导师的葬礼。初冬的人大校园虽没有落木萧萧,但感觉已是满目凄凄;校园上面的天空虽被称作是APEC蓝,但在我感觉已然是缟素世界。

我和杨发祥教授进了校园直奔科研楼,在电梯上巧遇手捧一束马蹄莲的基金会发起人三人之一的刘强东先生。我们默默走进灵堂,在导师的半身油画像前(次日换成了遗像)鞠躬,献花,寄托哀思。

郑老师自己说他把一生给了人大。郑老师一生的工作岗位确实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他一生都是在这个校园里以学问为立身之本的。对于学问,即使在他担任人大副校长的期间,也从来没有放松过。郑老师就是在这个校园,从一个莘莘学子成长为学术界的参天大树,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地泰斗的。当然,最受益的,则是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众弟子们。

在我与郑老师交往的最初几年里,我几次表示过要师从他学习社会学的想法,他总是表示赞同,说知行合一、 致知践行才是真学问;在成为郑老师的入门弟子后,他仍然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死读书、读死书,非常赞同尽早进入研究状态,把基金会的实践和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和社会运行学派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郑老师非常尊重我的学术兴趣和选择。虽说我选择基金会作为研究课题的想法又来已久,但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近半时间里,主要考虑的是我的兴趣所在——“书法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并曾雄心勃勃,打算写出一篇《文革社会变迁与书写——一种社会学视野的解读》博士论文,这个打算得到了郑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这个副题就是郑老师为我想到的,说这样可以使这项研究具有社会学的意味。这件事,郑老师在一年一度的师门宴上作为我的好消息还向同门做了公布。郑老师还建议我先写出几篇小文章,以为博士论文打好基础。由于书法社会学尚是一块处女地,一切都需要从头拓荒,以我对书法和社会学的学养、积累,要在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里写出一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确实勉为其难。这期间,我又经历了丧母之痛,有关这一领域的思考一度中断。在开题报告前夕,郑老师及时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提出了调整意见,最终还是回到了入学时的选题上——《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比较研究》。这篇论文的核心部分是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特别是运用郑老师社会互构论的理论对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进行分析,主要围绕基金会所内在包含的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基金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基金会内部的双重关系结构展开了讨论,通过理论与经验结合的实证性研究丰富了社会互构论理论体系,也为郑老师提出的建设东亚互构共生体系提供了应用性支持。

郑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比较满意,在通过论文答辩后,建议以它为基础,与他合写出几篇有关中日基金会比较方面的论文,共同发表。但这几篇文章还没来得及撰写,郑老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没能和郑老师联名发表一篇论文,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郑老师是社会学大师,师从郑老师,并非只是听他的课程和研读他的著作。作为郑老师的弟子,幸运的是,我们总能在走近大师等课堂外不同的场合,如演讲会场上、出差路上、办公室里、会议室里、答辩会上、甚至酒店餐桌的谈笑声中,聆听到郑老师源源不断的真知灼见,感受到大师的风采。每逢这样的场合,我们都能从郑老师那里听到他最新最独到的思想和见解,也通过这些了解他近期的学术关切和进展,学习和体会他的治学方法和倾向。

建设性批判反思精神。有一次,在郑老师的办公室来了几位企业家朋友,这位企业家向郑老师倾诉了他对社会仇富的一些担忧后,请教郑老师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社会会不会大乱。郑老师明确地回答说不会。接着,郑老师说出了这个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的概念,他说,分析社会现象要有这样一种建设性批判反思精神或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既不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目的是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郑老师将建设批判这两个正向反对的概念神奇的组合在一起,经过辩证的理解和定义,自然天成,令人信服。

再如传统。记得在一次师门聚餐的时候,郑老师从河南人敬酒的习惯谈起,谈到原生态苗乡侗寨的民歌,讲到他对传统的独特解析: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传统就像原生态苗乡侗寨的民歌那样,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传统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 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因而传统也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新构的方式构建起来的; 传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是被发明的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如社会整合剂的功能;那种死去的过去,它曾经是传统,但现在它已不是什么传统; 那种不为人知的过去,比如还没有发掘的地下文物,只是潜在的传统,只有发掘出来,经过鉴定、考证,赋予了现代的意义的,才构成传统。

郑老师在许多场合都用通俗而形象地语言教诲我们,做学问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都必须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一是要立足于基层,要有草根精神;二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所谓中国国情,郑老师认为就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亿人口、5000年历史、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总和。

在今年623日博士论文答辩后的谢师宴上,我紧挨着郑老师,坐在他的左手边。那天,郑老师的精神非常好,他还特别提出让我来写作《慈善社会学》一书,还就这本书的纲要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交代,并让我抓紧时间把写作大纲整理出来。而今,虽然写作大纲大部已经写出,但再也没有机会向郑老师汇报了。应该说,我这3年在学问上也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初步,如果继续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我会获得更多更好收成的。由于郑老师的离去,我的学问世界突然出现巨大的空白,留下无穷无尽的遗憾!

 

 

我是77日离开学校的。在离校前,我特意去与郑老师告别。像往常一样,我轻轻敲门,听到里面的应答后,推门而进。郑老师停下手里的工作,在办公桌后直起身,微笑着望着我。我说今天就要返回上海了,特意来向您道个别。郑老师起身绕道办公桌前,与我握手,鼓励我回到上海好好工作,好好做学问,也常联系,祝我一切顺利。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平常的一次告别却成了与导师的诀别!

记得在我参加博士入学考试的复试时,郑老师让我分别用日语和俄语进行自我介绍后,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今年已经48岁了,为什么还要重返校园读博士?我立即回答道:郑老师您当年去英国留学时大概也是这个年龄啊!郑老师一下子笑了。显然,郑老师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但也显然对我的回答是心领神会的。我和郑老师的这个一问一答,后来一度还在同学间广为流传。

走南闯北多年,在四十有八时又读起了博士课程,在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已经是天命之年,这时又要重返校园做学问。郑老师非常了解我的志向,他对我毕业后的去向非常关心,在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三天(522日)就专程飞到上海,把我当面推荐给了华东理工大学,不想这竟成了导师的一个遗愿。

在人大3年,我的意外收获是在书法上与郑老师的交往。郑老师不仅曾肯定和鼓励我以书法社会学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还在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时常在晚上下班路过基金会办公室的时候,推门进来看看我写的字,有时赞扬几句,有时还会站几分钟与我讨论讨论书法。

郑老师非常喜欢书法,他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书法是名人书法。他的行楷功力深厚、浩然正气,笔力雄健,书香盎然,有法度森严、端庄雄健的大唐气象,也有欧、赵相间,道媚蕴籍、整齐圆润的书法之风,规范而不失个性,高雅大方有书卷气而又不流于俗。在当代学人中,郑老师的字堪称上品。老师说他自幼就习字,一生也从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在刚年过花甲的几年里对书法下过大工夫,每天都抄写经典,《道德经》、《论语》、《孟子》全文不知写过多少遍。

20123月中旬,我和郑老师一同去大连经济开发区参加由中国作家书画院组织地全国著名学者、作家手札展。因为没有时间专门准备参展作品,他把几大摞当年保留下来的作品翻找出来,铺了一地,让我挑选。我当时被这些作品惊呆了,个个是好字,篇篇是精品!墨痕心迹,从这些温润放达的墨痕中可以读到郑老师当年宁静致远、壮心不已的心迹。我帮助郑老师从中精选出6幅《论语》选章参加了展览。开幕仪式上,郑老师还作为重要嘉宾为展览剪了彩。郑老师的学者书法风格独特,受到一致好评。

郑老师在去世的前一周还处于工作状态。在郑老师去世后,弟子们整理导师的遗物时,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导师的两件遗墨,一幅是《华县祭祖》:

铁肩担道义

精忠铸华章

桓公勤天子

捐躯撼日月

落款: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在儿子弟子陪同下与华县郑桓公墓前隆重祭祖   郑杭生

 

另一幅是:

登阶三百余

险路五六里

八十上华山

壮志亦可赞

落款:记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门人陪同下登上华山西峰   郑杭生

 

这两件墨宝是郑老师的绝笔,上面都没有盖上铃印,听奂平清教授说,这是郑老师住院的前几天为了抒发感情,随意写在宣纸上的,并没有赠送人的意图。一幅是祭拜祖先,追远慎终之作,一幅是抒发豪情壮志,记事壮举之作。这两幅字,郑老师一改他一贯严整圆润的书风,风流扇荡,笔力清劲,洒脱自然,放逸阔达,毫无身患重病的老人那种凝滞纤弱之态!

我与郑老师最后的书缘是作为郑老师的关门弟子为导师书写挽联。这幅在本文开篇提到的挽联写得悲伤沉重,沉郁劲拔。在布置吊唁郑老师的灵堂时,张建明师兄嘱告大家不要把气氛布置得过于悲戚,因为郑老师一生豁达通透,且卒年七十有九,当为喜寿。

我用出自《石门颂》的隶草为导师做最后一次壮行。郑老师经常使用的书画人生羊毫笔还散发着他的体温。愿那些闲鹤野鸥、疏秀欲仙的汉字,化作飘飘仙鹤,随老师的英灵飞升致天堂。

为师为学为文气和守中行大道

立德立言立行文轩依实惠众生

 

 

                                                                                        2014年11月14-22日于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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